方兴未艾的技术革命不断促进经济的全球化，而随着知识经济纵深化的发展，传统产业链逐渐演变为知识创新和价值创造的网络，成为企业创新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芮明杰教授提供了一个将模块化、产业链和知识创新熔于一炉的分析框架，揭示了知识创新如何嵌入产业链的发展之中，知识整合的模式如何随之演变的过程。继而在上述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身处后危机时代中国企业知识创新的现实境遇，并提出了应对之道。

　　金融危机和技术革命的双重冲击

　　国际金融危机步入第六个年头，虽然已无肆虐之忧，但余威犹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发达国家政府债台高筑，新兴经济体结构性短板日益凸显，中国的增长引擎也趋放缓，今年6月，PMI接连三个月在荣枯分界线上纠结不已，不断考验着人们的信心和耐心。

　　此前为了应对危机，中国推出了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虽然保持了经济的增速，但也带来了极大的通胀压力，加上近年来政府对普通劳动者权益加大保护力度，客观上推高了工资水平，加大了企业的用人成本。国际金融危机使得中国产业结构缺陷暴露无遗，对国外市场的过度依赖、对投资与房地产业的过度依赖、对资源和环境消耗的过度依赖，给前行的中国经济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使原有以自然资源、劳动力为比较优势基础的竞争力逐步弱化。当前，中国已经由对西方产业链的“依附发展”向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寻求主导权迈进，西方发达国家会以应对危机等为理由，更加公开地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抑制”中国的发展。凡此种种都是迫使中国企业探索新的内生发展模式的外在驱动力。

　　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发展使产业链的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网络状产业链脱颖而出并逐渐成为主流。传统的产业链是纵向关联的，也就是按照从上到下、从投入到产出的前后向联系进行组织的；而在网络状产业链中，传统产业链被纵向分解和模块化重构，产业链上的企业作为一个独立的模块化单位，按照一定的规则与其他企业形成纵横交错的网络状的关联结构。与传统产业链基于有形产品的关联不同，网络状产业链的关联主要表现为知识关联，模块之间的联系已经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纵向和横向的联系，交织在网络之中。网络状产业链与传统产业链的种种差异进而也对企业的知识创新产生了影响，如表1所示。

　　正当人们对盘亘不去的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应接不暇之际，第三次工业革命又扑面而来。其中，新材料、新能源、互联网成为主要的创新领域，数字化制造成为最引人注目的亮点。美国对页岩气的大规模开采利用使其能源开支大幅降低，不仅有助于美国削弱新兴经济体的成本优势，而且降低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创新成本。3D打印不仅速度快、灵活度高，而且门槛低，大幅降低了研发成本和创新风险。芮明杰教授认为，满足多样化和不确定的市场需求有许多途径和方式，网络状产业链只是其中之一，正在快速崛起的3D打印也是极具潜力的一种方式，而且最有可能成为重塑产业结构的技术。

　　舵手与模块

　　芮明杰教授强调，理解模块化分工是把握网络状产业链中知识创新的关键。传统的分工即专业化分工，例如福特汽车的流水线生产模式，追求的是大规模生产体系下的高效率。与传统的分工提供标准化产品不同，模块化分工的出发点是满足日益多样化需求，通过对各模块单位的协调，不但可以提供个性化产品，而且可以兼顾生产效率。一般专业化分工与模块化分工的差异如图1所示。

　　一般专业化分工是基于投入—产出关联的线性分工，演进顺序是从产品分工开始，到零部件分工，再到工序工艺分工，即在产品分工的基础上，一些零部件被分离出来，由专门的生产单位完成。而随着分工的细化，生产工序和工艺被不断分割成更小的单位，分工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各分工部件的生产设计需要按照系统事先设定的标准进行，由于每个工序之间存在前后向的内在关联，因而各部件不能独立自主地进行创新，否则创新后的部件将很难进行下一个工序的生产加工。这种分工方式下的每一个部件从设计到加工都被预先固定，因而最终产出的是标准化的产品。

　　模块化分工是基于知识的前后向关联，按不同功能将一个复杂的系统分割成一个个互相独立的模块，每一个模块都生产具有独立功能的部件。一方面在模块内部可以独立地进行创新而不必考虑其他模块的影响；另一方面模块与系统存在一个“接口”，只要满足“接口”的条件，模块之间就可以随意地进行组合。这样，就可以通过模块化的分解与组合，生产个性化产品。

　　随着模块化分工的深化和产业链的网络化，产业链中原有的企业演化为两种基本类型：第一类是系统集成商，作为系统的设计者和规则制定者，模块集成商主要负责产品的设计规则制定、成品组装、系统集成与升级乃至营销等产业核心价值环节。第二类是模块供应商，在系统设计规则的指导下，模块供应商负责某类具体模块的研发、加工制造、装配、检测等环节。

　　为了突出两者的区别，芮明杰教授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将前者称为舵手企业，将后者称为模块企业。舵手企业是整个系统的规则设计者与集成者。作为模块的分解者和模块化产品的整合者，舵手企业负责决定模块的联系规则（设计规则或界面规则），确定模块的分解方案、模块之间的联系界面安排、模块标准的衡量以及模块的整合路径与方式。模块企业负责模块的设计和研发．独立完成模块功能。除了界面规则等“接口”信息外，不必考虑其他模块的设计思路，凭借自己的专用性资产、特殊知识、特殊技能等形成自己的独特优势，但作为规则的遵循者和被集成者，通常处于从属地位。

　　知识整合的三种模式

　　知识创新能否实现，关键在于产业链中是否存在一个良性机制，这种机制能将散布于舵手企业和模块企业中的知识进行有效整合，将单个的模块知识资源最终整合为网络状产业链的竞争优势。通过对创新活动的引导、协调和控制，创造有利于知识流动的平台环境，为知识创新活动提供保障，使各成员在知识创造的基础上，进行知识转移、知识共享，促进成员之间知识的交换和吸收，最终实现知识整合。

　　根据知识创新的主导者和整合方式，芮明杰教授将网络状产业链中的知识整合分为三种模式：自上而下、上下互动、自下而上，其差异与对比如表2所示。

　　为了更加直观地讲解这三种模式，芮明杰教授特意举了智能手机产业的例子。那么这三种整合模式是否有优劣之分呢？芮明杰教授认为，整合模式并无优劣之分，只有适合与否。塞班系统和iOS系统同属自上而下的知识整合模式，为什么在塞班系统走向衰落的同时，iOS系统能够异军突起？芮明杰教授认为，其中固然跟诺基亚和苹果两家舵手企业乃至企业家有关，但从知识创新的角度解释，塞班系统在由诺基亚主导的时期，环境的不确定性逐渐增强，其知识整合效率降低，不能有效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而苹果在同期正在精心打磨自己的又一个“超级硬件”—iPhone，尽管在款式和型号上非常有限，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标准化的产品，但苹果另辟蹊径在应用软件的第三方开发上打造了一个高效的商业生态系统，把产业链中模块企业开发出的技术有效地整合起来，推出多样化的内容产品，有效地应对了不确定性的市场环境并迎合了个性化的需求。

　　芮明杰教授表示，不能以商业上一时的成败作为三种知识整合模式的评价标准。环境是在变化的，有时进入剧变阶段，有时进入相对稳定的阶段。企业要适应环境，就要选择不同的知识整合模式或者在不同阶段调整原有的模式。在谷歌主导的安卓系统中，舵手和模块企业共同参与规则制定并推动规则演进，开放性强于iOS系统，谷歌给硬件商相当大的自由度，使像三星这样的合作者享有更为广阔的发挥空间，两者在网络状产业链中紧紧地联合在一起，成功地向苹果发动了挑战。对属于上下互动整合模式的Linux系统，作为一个分散式自主创新的代表，尽管市场占有率始终在低位徘徊，但我们仍然不能小视，其在特定的领域和用户群中拥有不可撼动的地位，加之其特有的高度的网络柔性，发展前景依然未可限量。

　　中国企业知识创新的出路

　　在国际竞争的舞台上，堪称知识创新的舵手的中国企业可谓凤毛麟角，华为、中兴作为通信设备领域的执牛耳者算得上突出的代表。芮明杰教授表示，中国舵手要想持续保持领先，首先，要依据自身的技术特性和涉足业务，选择一个符合战略定位的知识整合模式，在网络状产业链中营造和维护一个健康的生态环境；其次，不要沉醉于既有技术轨道上的遥遥领先，必须特别注意潜在的替代性技术的演化动态，警惕主导地位被新技术的崛起所颠覆。

　　多数的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分工和产业分工，都是处于“微笑曲线”中间的低端环节，即使跻身于网络状产业链之中，也是被集成的模块企业。这些企业的出路主要有三条：一是将现有环节和模块做到极致，就像富士康，虽然有这样那样一些问题，但其生产系统的灵活性和高效性在全球制造加工领域是名列前茅的。作为苹果公司的供应商，富士康由于把代工做到极致，也形成了不可替代的能力，看起来是被集成者，是模块，但作为舵手的苹果公司反过来也要依赖富士康。二是沿着“微笑曲线”攀升至利润丰厚的两端，从自身现有模块出发，延伸或培养新的能力，最终替代附加值高的其他功能模块。三是模块企业志存高远争做舵手，要把眼光放到现有网络之外，搜寻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新技术。用创业投资的心态，舍得在知识创新的基础性研究上投入，或者与新兴企业建立战略联盟，凡是有志于担当产业舵手的中国企业，都应不遗余力地寻求破坏性创新的机会。

　　近年来，许多中国企业在国际金融危机阴霾未散之际，借着人民币持续稳步升值的东风，在海外积极寻求收购知识资产或技术。芮明杰教授认为，中国企业对引进技术和收购知识资产抱有浓厚的兴趣，首先是一件好事，表明咱们的企业跨国并购的意识水平提高了，不像原先一味追求原材料和能源等重资产，现在更加侧重吸纳技术、专有知识等轻资产和软资产。但从另一角度来看，用钱来买技术需要特别注意两点：第一，购买海外技术是否划算，不能看人民币对美元等外币升值了多少。因为买回来的技术也存在“贬值”的风险，如果我们对技术趋势和市场需求把握不准，对购买标的甄选不当，购买时觉得便宜，使用时就会吃大亏。第二，技术是有生命周期的，总有“贬值”的一天。所以，不仅要依据自身市场定位和能力培育的目标，买对、买准技术，从根本上提高技术的利用效率，更要加大后续开发的力度，延长技术的有效期。

　　作为中国广大企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知识创新是一个长期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艰辛的过程。在长期的技术开发和能力建设中，企业很容易被短视的急功近利所干扰。芮明杰教授指出，许多企业静不下心来踏踏实实地进行知识创新，要么面对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的研发项目，想投不敢投；要么面对急速增长的市场需求，想赚“快钱”。前者就会采用跟随战略，甘居人后；后者就会选择直接购买现成技术，锁定“短平快”的收益。企业忽视知识创新的基础性和战略性地位，就容易被短期的利益所引诱、被暂时的市场繁荣所迷惑，在外部环境尚属温和有利之际，丧失积累知识资产和历练创新能力的机会，最终削弱自身的长期成长潜力。

　　知识创新在微观上要靠企业自身苦练内功，在宏观上也离不开各级政府的政策支持，这是芮明杰教授一贯的看法。但以往的政策效果却不尽如人意，例如，高新技术企业可以享受一系列优惠政策，但资格认定的过程中存在不少漏洞。去年5月，科技部部长万钢就曾针对部分企业通过虚假材料获得高新技术企业称号一事，要求加强认定管理工作的监督检查，确保政策的健康实施。政府相关部门已经注意到相关问题，对科研支持、资金投入、税收减免、招商引资等政策进行反思和调整，尽管速度并不理想。芮明杰教授呼吁，政策支持也要跟上创新的脚步。就拿财政补贴来说，以往我们做的较多是补贴生产者，扭曲了资源配置，造成了产能过剩，后果正如目前中国光伏产业所遭遇的困境；近年来，我们开始探索对消费者进行补贴，在家电领域，继“下乡补贴”之后又推出了“节能补贴”，将选择权重新交给了消费者和市场，较之单纯的补贴生产者有更积极的意义。但也存在政策设计和落实方面的问题，与之类似的还有给予购买节能汽车的补贴，都亟待政府部门拿出改进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