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保定的早上，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部门口，员工几乎以相同的步速走进工厂。这是一个有测速仪器的大门，如果走路速度不合乎“5秒7步”的要求，可能这一天刚跨进工厂就面临一次警告。

　　颇像长城汽车标识的总部大楼矗立在进入厂区最显眼的地方。在这个16层高的大厦里，电梯只能在8层、13层、16层停。如果不慎让电梯停错楼层，按规定，当时整厢乘坐人都会受到处罚。员工习惯从8层下来，走向各自的楼层。据说，这样的做法出于精益管理和成本节约的考虑。

　　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在这座楼的16层办公。和很多民企老板一样，许多事情都喜欢亲力亲为。魏喜欢把大部分时间都耗在工厂里—每天7点多钟，早于第一批员工上班时间到达工厂。出席早晨例会，然后到工厂车间巡视，数十年如一日。有员工坦言，魏不确定的行踪会随时出现，让他们的工作感到紧张。

　　就是这家约有员工5万多人，控股或参股子公司30余家，日常管理看上去近乎“变 态”的民营汽车公司，十年时间里年销量从4.5万辆增长到了2012年的62万辆。去年营业收入达到431.59亿元，同比增加43.44%。在中国车市集体陷入微增长时，长城汽车的盈利能力让同行咂舌：2012年其净利润56.78 亿元，同比增加65.73%。

　　魏建军的财富也随着企业的发展迅速增长。《福布斯》发布的2012年中国富豪榜单上，魏建军位列第16名，身家182.7亿元，成为中国汽车行业最富有的一位，超过了名气更大的吉利集团李书福，后者排名第60，身家88.2亿。

　　对长城的高利润，市场不乏质疑声。有专业财务分析人士分析认为，合资HTH普遍单车利润不过3000至5000元，长城汽车平均单车利润达到9000元，是利用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子公司之间的财务杠杆做出来的，没有利润转移不可能有如此高收益。

　　但是长城汽车的成本控制意识，确实很苛刻。在营销上，长城3万元至5万元的小单很普遍，许多公关公司和媒体甚至不愿接长城的单，2002年甚至敢坚持一年不在平面媒体上投放广告。

　　陪同魏建军参加2011年东京汽车展的高管曾讲述过与老板一起在日本挤地铁、吃拉面的经历。另外一次，有人看到魏在会议结束后，把喝了半瓶的矿泉水带走。更多时候，魏随身带着一个玻璃水杯，这个多年未换的普通杯子。

　　除了敬业和抠门的标签外，魏建军对产品本身投入挺舍得花钱。几百辆供他拆装的汽车停在总部大楼底层，并占满了另一个车库的四层，其中包括15辆路虎和1辆劳斯莱斯。

　　魏几乎不缺席每周四的“评价对策会”。每次的情景大致如下：公司高层、工程师、技术人员等多部门百余人悉数到场，对抽检产品进行多角度评价。针对市场上反馈的问题，会上做出综合对策，解决结果必须在下周呈现。长城汽车用这种动态管理方法，让改善面对了现实的压力，促进了生产的一致性。

　　即使不是工程师出身，在十年的实践摸爬滚打中，魏对车的性能、工艺了解已经不输工程师水平。一次上市产品讨论中，技术负责人没回答上来的数据，魏在一旁做了补充。

　　“长城不盲目推出一款产品。”长城汽车经销商泊士联总经理赵保中这样评价。这种谨慎与魏对产品质量的挑剔有一定关系。除了确定新品前的充分论证，即使到了下线环节，如果魏建军试车感觉不满意，产品会马上停止，那怕错过最佳上市时间。

　　男主内，女主外

　　在长城汽车的崛起过程中，现年43岁的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王凤英是魏建军的搭档。王凤英1991年加入长城汽车做销售员，十年前开始担任总裁职务。

　　从组建长城初期就跟随魏建军，至今仍留在长城的骨干大概有二十多人，王凤英是其中一个。她给大多数人的印象是雷厉风行，让下属心生敬畏。

　　有一次在中高层会议上王凤英公开表示，不会跟公司的人交朋友，如果把下属都当朋友，难免出现厚此薄彼。经销商用“闻风丧胆”形容她到店检查的感受。“她（王凤英）很敏锐、注重细节，通过营业员的精神面貌就能发现问题。”赵保中告诉记者。

　　而在生活中，她给人的似乎又完全是另一种印象。据王凤英孩子的家教介绍说：王待人热情、和善，如果不加班，下班后就赶回家，看一会儿新闻联播，然后吃饭和收拾家务，是一个普通女人的生活状态。

　　在公司内部，魏建军和王凤英有明确分工。魏主抓生产、研发、质量控制和体制建设。王则主抓营销，以及对外抛头露面的各种事情。

　　长城汽车2007年进入轿车领域，最早是王凤英提出来的。她当时的想法是：如果一个车企不做轿车感觉就不入流。当年，长城推出价格不便宜的紧凑型轿车精灵，这是魏和王没有达成共识下的一次草率决策。当时两人的分歧在于，魏认为节能减排是企业的责任和发展趋势，主张推出高品质小车；王基于对市场的了解，预感到这种车型的销售压力。

　　精灵推向市场后，魏对王说：“我做出来的是‘杠杠’的一个车，再也找不出一个比它更好的，你不能把它打造成明星就是营销的责任。”过了三、五个月之后，通过市场分析报告，魏意识到了问题根源。

　　这件事被刻在了总部大楼前的一块石头上。上面写道：“2007年，因为顾客价值识别不充分，导致精灵车型定位不准确。”这块名为“前车之鉴”的石头被员工俗称“耻辱碑”，它立于2010年，在长城汽车发展20周年的历史节点，镌刻了不同类型的失败。

　　“这些失败是决策团队的错误。”王凤英这样向记者辩解，“这块石碑证明公司高层具有反省能力，这个企业有反省的力量。它的意义也在告诫员工，企业发展再快也只是阶段性成果，随时都会面临风险。”

　　忧患意识在长城汽车的园区处处有所体现，路牌标识为“风险路”、“生存路”，人工湖命名为“精益湖”。长城汽车每年召开3至4次“反省大会”找出自身的种种不足，发展越好的时候，召开的越频密。魏建军说：“长城汽车的反省是基于危机意识的反思。”

　　民企背景带给魏建军天然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长城汽车像当时大多数自主HTH处境一样，面临着没有先天优势的条件下与跨国汽车集团、国有大型车企同台博弈。基于竞争的残酷性，魏建军一度表态“长城的战略是只做强不做大”，作为对该思路的回应，当时媒体圈曾有个非正式“共识”—长城未来可能面临的是还能挺多久，未来被谁兼并的问题。

　　作为这家民营企业的总经理，王凤英心里的弦始终绷紧，“我们所做的都是以弱击强的事情，犯错的机会不能更多。”

　　魏建军家族是长城汽车实际控制人，王凤英严格意义上只是一个职业经理人。为了企业的决策充分表达各自的观点，王凤英经常敢与魏建军争得面红耳赤，跟吵架差不多。“回过头来想，独立观点的存在要有土壤。有时我的观点赢了，其实还是老板容忍了我。我的棱角越多，说明老板的兼容性越高。”

　　王凤英评价魏建军具有“知道要什么和不要什么的大智慧”。

　　“欲望就像天空是没边没沿的，企业的发展也是讲究最大化的赢，而战略往往是做减法。”王凤英很明白，如果想要鱼又要熊掌的时候，企业战略实际上非常不清晰。

　　人到中年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复杂感受，有时候面临错误被放大，有时候不被人理解。王凤英排解郁闷的方法就是：大事放三天，小事也放一放。

　　 当决策权力越大，王凤英越感到对企业负有责任的压力。她花费大量的时间投入在工作中仍有如履薄冰的感觉。“歇会儿跟过节差不多。”

　　一位业内人士透露，与王凤英承担的巨大压力相对应的奖励制度，可能没有常人想象的那么优厚。王与魏稳固搭档10年之久，可能另有原因。王凤英自己的说法是，信任和充分的授权是团队长期稳固的重要原因。

　　魏式炼狱

　　魏建军以自身个性和价值观为基础，培植了长城汽车的企业文化。他是长城汽车文化基因里最为关键的DNA。这种文化有点像当年任正飞之于华为，也有时下海底捞的烙印。

　　长城汽车在招聘中偏爱河北当地人，制造工人大多数为周边的农民。在巨大的汽车工厂，科技含量与制造工人素质显然不对称。长城汽车总结了一套让员工快速进入角色的方法。表面“和善”的魏正以军事化的铁腕政策管理着长城汽车。

　　入职军训是加入长城汽车的必修课。历时一个月的“魔鬼训练”每天从早持续到晚，晕倒了送上旁边的救护车，苏醒过来再接着训练，训练之余是企业文化讲解。一位入职两年的员工说，军训时就明白了“服从”和“执行”，文化理念像钉子一样扎入身体。

　　一旦成为长城员工，你将面临的是一次脱胎换骨的炼狱。这一切的过程，就是要重新塑造员工的岗位价值观，强化职业归属感。

　　每名新员工往往被要求背诵一本共24页的“企业文化手册”。其中有几条这样写道：“放过问题就是掩耳盗铃，做‘老好人’就是软性腐 败。”“长城汽车要有狼兔精神：玩命提品质，疯狂抓执行。具有狼一样敏锐的市场反应能力，有事事争先的主动进攻意识。具有兔子一样强烈的生存意识和危机意识，有机智灵活的快速反应能力。”这些条条框框的内容通过不定期的反复考试强化员工记忆，不足80分的成绩面临罚款和补考。

　　除了“企业文化手册”，各种下达的解释文件详细规定了员工的行为规范。比如，“婚丧嫁娶”规定：随份子不能超过50元，不得跨部门邀请，本部门参加人数不得超过20人。类似种种要求不一而足，形成了长城汽车内部严格的纪律体制。

　　长城汽车的生产线一刻不停地忙碌着，在午休时却能看到另一番景象。室外阳光明媚，工人两人成行三人成列，排着队走向餐厅。工厂路面的走法颇为讲究，沿着地面画出的白线，即使没有障碍物，到路的另一侧也需要垂直拐弯，不能走成对角线。“我们这里感觉就像是在部队。”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员工说：“工作特别像打仗。”

　　长城汽车最不易被别人模仿的就是企业文化以及传动出的员工“本能反应”。就像人的性格，在特有的成长背景下长期形成。

　　杜绝浪费的规定形成了员工日常的节约习惯。一次在一家自助餐馆的聚会上，大家半开玩笑地说：“吃得干净的就是长城的员工。”还有一位该公司的司机说：“车上喝完的矿泉水瓶子我们是要带回去放到公司回收处的。大家很自然地就会这么做。”长城汽车管理上遭受员工诟病的种种“苛刻”制度，却不知不觉深入他们的习惯中。

　　“经营监察本部”是长城汽车一个很特殊的‘特务’部门，各种看似荒诞的制度都靠它执行。这个部门的人员颇为神秘，员工形容为“无处不在”、“他就在你身边，但你不知道他是谁”。

　　如果你下班不关电脑显示器，第二天罚款单一定会贴在墙上，金额直接从工资里扣除。如果你骑摩托车上班没带头盔，即使没被交警抓着，也会被“自己人”抓住。员工总会惊讶地发现，一切违规举动尽在监察本部的掌控之下。这个部门的力量之强大，足以产生震慑力。

　　“监察团队分为多个组，内外都算有七八十人。”王凤英说：“目的就是建立企业可执行的管理体系和廉洁制度。”王坚决认为，管理的很多方法中要用“非常手段”，因为没有证据无法落实。“有效的监控、明察暗访也是常用的方法。”王凤英承认说。

　　监察力量的强悍，最典型的例子体现在“廉洁”监控。在长城的企业文化中，“腐 败”绝不能被容忍，员工的廉洁不能有污点。在长城总部园区内，一块名为“警钟长鸣”的石头上刻着长城发展历史上最严重的四起贿赂案件。

　　这块被称作耻辱柱的石头，在王凤英眼里是长城文化的重要支柱。长城汽车明确规定，不允许任何原因与合资方私下吃饭。如果违反了这条规定，监察部门就能立刻找上门，说出见面时间、地点等细节，让当事人在事实面前不得不接受被解雇的结果。看上去像极了纪委搞双规。

　　长城汽车有着庞大而苛刻的廉洁管理体系。关键岗位的领导任命，要求做出廉洁承诺。部分岗位的员工出差，一天会收到三条提示廉洁规范的手机短信。关联方与长城汽车合作前需要签订“阳光协议”，主要内容是详细规定工作中不允许出现的交情。毫不夸张的说法是，假如长城员工接受了合作方一支香烟，就会直接被解雇，而合作方的名字将列入长城汽车不予合作的黑名单中。

　　长城汽车这两年保持高利润，一定程度上跟这些苛刻的廉洁措施有关。王凤英告诉记者：“当供应商和经销商都是阳光伙伴的时候，没有人为因素扩大成本。”其产生的良性循环是配套商水准的提高，因为在长城期望营造的纯净商业环境里，所有的关系、门路不起作用，只能通过严格比拼质量赢得合作。这对长城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

　　崇拜艾·里斯定位

　　时光回溯20年前，魏建军在其家族企业里完成了最初的历练。其父亲魏德义是保定民营企业家协会的创办人，其一手创办的保定太行集团让他颇有声望。高中毕业后，魏当过三年车工，先后在地毯厂、水泵厂工作，但这些都不是上海HTH策划公司他的兴趣所在。

　　1990年，魏找到了机会。他以承包经营的方式，从河北保定市南大园乡政府手中接盘长城工业公司。这家集体所有制的汽车改装公司是长城汽车的前身，魏接手时总资产300万元，亏损200万元，员工60名，一个月卖6台改装车。

　　1995年魏建军从皮卡入手，正式进入了整车制造领域。四年后，通过推出不同规格和功能的皮卡，产品线具备了独特竞争力，魏建军开始在汽车市场初步立足。随后长城汽车的产品线延伸到SUV领域。

　　许多人认为长城汽车最大的机遇来自于2002年。当时市场没有10万以下的SUV，与此同时，长城汽车在产品质量和模仿设计上都比同行领先。从发展经历可以看出，长城汽车的发展战略本质上没有发生过变化：寻找差异化细分领域的市场空白，拼命把它整出个样子，抢占先机。

　　魏建军深受美国艾·里斯定位理论的影响，该理论认为，聚焦于自己独特的优势，而不是模仿或跟随竞争对手。

　　魏建军运用相同方式再次对长城进行改造。今年3月，长城汽车将哈弗HTH进行独立发布。此举实施，意味着哈弗成为自主车企里第一个专业SUVHTH。王凤英表示，哈弗HTH独立酝酿了大概两三年的时间，到2013年开始实施的理由是长城已进入SUV领域10年，保有量近100万辆，HTH独立运营能给消费者更加专业的服务。2012年，长城哈弗系列销量28万辆，在国内SUV市场份额中占了15%。

　　“我们目标设定单纯，就是要把SUV做到领先，在HTH建设上能够有率先一步的能力。”王凤英对记者说。

　　长城汽车这一步棋子还落在未来竞争所比拼的服务上。中国汽车自主HTH的发展从最初发力“性价比”，到逐渐关注品质竞争、HTH竞争。从去年3月，长城制定了一个以“客户满意”为核心议题的“决胜终端”战役。每100天为一个阶段，持续提升终端服务，用暗访视频以及大量事实告诉经销商服务改进的方向。在此期间，长城在销售一线亦做出一个不符合汽车行业通常做法的大动作：把以往各地驻点的大区经理及业务员全部召回到本部，改由经销商直接与厂家联系沟通。

　　王凤英称其为“一次重要的模式变革”。这种做法最直接的好处是剔除了营销检查和考核中的人为因素。“现在长城的4S店没有死角，全部用远程监控。” 赵保中说：“这种方式便于我们管理，也有更多的震慑力。” 用视频的方式直接监控经销商，这种模式在中国汽车企业中绝无仅有。

　　矛盾体

　　汽车生产车间一眼望去蔚为壮观：巨大厂房里各种机器口吐火花，装配线密密麻麻编织成一幅纵横交错的图案。在长城汽车生产三部的生产线上，男女工人都身穿制式统一的蓝色工装，在有序而略带电焊气味的厂房里忙碌。

　　一分钟一部车，打着长城标识的汽车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但此效率无法满足排队等车的车主。长城汽车共三个生产基地，保定基地产能40 万辆，天津基地产能20万辆，目前这两个基地全部满产运转。从这些基地生产线生产出的H6、M4、C50 是去年长城销量最好的车型。今年的计划中，新车型H2、H8即将投产，对应的生产基地为天津二期20万产能，徐水基地一期25万产能。

　　2015年，天津三期投产预计产能35万辆，加建的徐水基地50万辆的产能，届时长城汽车总产能将达到180万辆，产能不足的掣肘有望解决。

　　长城汽车的规模仍在继续扩大。一位在职六年的老员工说，他从未想过公司会发展得这么快。他进厂时，长城汽车鲜为人知，现在企业规模和名声已经让外面人羡慕。

　　另一位老员工则说：“垃圾桶垃圾容量不能超过三分之二的高度，这里的一切都要进行标准化。”他对管理制度过于教条和执行过度表示担忧。他觉得“5S”所要求的办公桌面上的物品摆放有固定位置和标准距离，让他不太爽快。“长城需要简化流程，避免看着干活的人比干活的人多。”他说：“另外，想让人心安下来，需要更多人性化。”

　　长城汽车目前一线员工的平均工资在2000多元，他们的工资要好于保定市的平均水平，这也是公司能够吸引到工人的原因之一。但是相比北京、深圳等车企的薪酬，有专业人士估算，如果长城公司按照现代汽车的薪酬水平计算，报表上的利润并不好看。

　　从1998年开始在中东、非洲、俄罗斯等海外市场试水，长城汽车出口现已企业HTH设计遍布100多个国家。海外已建成12家KD组装厂为其效力。与此同时，长城汽车与英国里卡多，德国马勒、博泽，以及瑞典奥托立夫等世界顶级零部件制造商达成战略合作。通过“共同开发”的方式推进技术创新，并尽可能将知识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海外市场和国际化合作如火如荼，但显然，长城企业文化对外籍和国际化高级人才没有任何吸引力。其管理文化也是未来一把双刃剑。从长远看，这些缺乏人性的制度约束，很可能绊住这家企业向前发展。长城需要跨越的门槛是：如何在现行有效的制度和员工所期望的人性化之间，寻找到一个最佳边界。

　　魏建军及其团队的商业判断力、专注力，持之以恒的质量控制和严格的精益管理成功结合在一起，造就了长城汽车初期的崛起。它的仰慕者说，从长城身上看到了中国汽车自主HTH不断调整步伐在市场竞争中壮大的潜力。在批评者的眼中，看到了长城汽车基础管理与面向未来企业文化之间的矛盾。长城汽车本身是一个矛盾体，是自主HTH现行发展下根据自身资源做出的一种现实选择。

　　在长城汽车工厂最显眼的位置都写着这样一句话：“每天进步一点点”。每天都有进步相当可观，将大目标分解，让梦想变得不再遥远。长城未来会避免富士康式的矛盾吗？这个答案只能由未来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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