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

　　戴相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中国

　　方星海，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中国；全球青年领袖项目校友

　　李稻葵，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

　　李一，瑞银集团中国区主席兼总裁，香港特别行政区

　　肖刚，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

　　主持人，杨燕青，

　　主持人：各位先生，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这里，按照会议安排我们这个小节是中文的，我们也知道我们有几个同传的频道，请国外的朋友用你们同传的设备。大家如你们所知，我们的话题是最重要的核心话题之一，话题是中国的金融改革如果更详细是如何引领中国改革进入下一个增长时代，我们看今天有的经济面临下台阶的风险，这个下台阶的风险有多种因素决定，比如说我们的人口结构在发生改变，我们的储蓄率趋于下降，劳动成本在不断上升。所以整个经济会下降，如何避免可能性过度下降，让经济在比较健康，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快的，但是又不是更块的轨道上运行，我们需要很多的支持，有一些金融学家，有一些经济学家就倾向于认为金融是最重要的支持，假如未来五年中国金融能有大的突破性的结构性的实质改革，很可能是把中国经济推到一个比较高的可持续的增长的健康的平面上。

　　但是如果金融改革不够的话，那么很有可能中国经济下行的区间可能会相对更大，这样就确实对我们金融改革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我们如果看今天全球局面来看，欧洲的整个从金融的企业到整个经济都陷入了相对的泥潭，我们知道欧洲经济是负增长，在这样的情况下，整个世界需要中国来推动增长，那么中国又需要我们的金融业推动增长，所以从全球角度来看，中国金融改革也至关重要。

　　今天我们这个小节是我们中国最有能力而且最有资格来讲金融改革的非常好的组合，在我的左手是大家也都认识，刚才戴理事长被记者团团围住，是中国社保基金的理事长戴相龙先生，左手边是最重要的全球几大重要银行最有中国银行最优国际化视野的重要银行，中国银行董事长肖钢先生，在他的左手边是上海的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方星海先生，再左手是UBS中国区总裁兼主席，在我们的最左手边大家可能非常熟悉，是我们清华大学的金融学教授李稻葵先生，我还要介绍在台下就坐的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朱宁先生，他扮演的角色，直白的话是书记员，他会对我们今天会议做记录，而且会做点评。下面我们会进入我们这一节的讨论，这一节的讨论按照议程的一些提示，希望我们涉及到全球的货币市场，考虑到银行储蓄多元化经营，同时讲到企业如何获得资本，最后提到加强金融监管，我们根据时间情况比较灵活掌握进展。

　　把第一个问题还是从我左手我们德尊望重的戴相龙理事长开始，大家年纪和我一样大的人知道，在1993年到2002年，戴理事长是央行的老领导，他在那个阶段推动了中国多项重大金融改革，包括金融风险的化解，包括当时外汇的改革，当时非常有意思的是肖钢董事长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在上海担任第一届领导，也是上海的风云人物，后面才去了北京，在这个意义上，戴理事长在那个阶段的金融改革，做了很多整体化的一些安排，参与了一些整体化的决策，推动了当时的金融改革，我们很多人认为在1993、1994年之后的若干年，中国的金融改革推进速度不够快，当然我们也做了大量商业银行的改革工作，包括人民币国际化的改革，总体而言觉得改革的顶层设计不够，所以我这个问题要提给戴理事长，您觉得中国下一阶段的我们的金融改革是不是需要顶层设计？如果需要的话，我们是需要怎么样的一种顶层设计？

　　戴相龙：杨副总让我讲讲金融改革的顶层设计问题，不敢承担，但是我确实愿意跟大家交流一下当今中国金融改革的重点。经过20年，人们通过整顿救助改革发展，我们国家的银行业已经 从原来技术上破产，可以说现在向世界崛起迈进了。

　　当前的情况是什么呢？我们的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今后十年7%的增长潜力，另外贸易量是世界的1/10，外汇储备是世界1/3，金融净资产是1.8万亿，世界第二位。我说这话的目的就是总而言之，中国的经济和金融跟世界经济金融已经连在一起了。所以，金融改革我认为除了做好当前的想项改革之外，就是围绕人民币的利率化、国际化来推进。所以，我提出来今后的改革可能有四个要突破。第一，利率市场化要突破。利率市场化的突破我特别建议发挥上海银行间的作用，现在已经有八个品种，所以我希望能够参加的金融机构能够更多一些，品种更多一些，交易量更大一些。从原来主要弥补投资发展到一年期贷款。同时我也希望中央银行能够逐步缩小存贷款基本利率的利差，增加银行其它的服务。我建议要发行大面额的存款凭证，同样是一万块钱存款和一百亿的存款都是一个利率，根本不可能。

　　第二，要在完善金融组织机构上下工夫。我们的金融机构很多，继续发展中小型的各类金融企业，同时，在职能上有一点差异化。我们国家的金融资产银行占90%。我是主张从中国国情出发，比如银行控股公司，银行本身可以直接经营它的主业， 同时可以投资成立附属的或者控股的保险证券公司，人保公司，保险公司也是这样，现在就是证券公司做的不大，原来证券工业也是四家国家银行为主管的，后来通过兼并，现在不是这样。所以，这是一个意见，这样他们可以为我们的企业集团或苦果公司服务。同时，另一方面对微小企业服务要改进，现在只讲银行怎么办，微小企业怎么创造条件没有，微小企业的信贷服务是长期的，是国际化的，要逐步解决，最主要的制度经营，建立一个农民需要的，城市工商业需要的新型合作金融制度，我不展开讲。

　　第三个要有一个突破就是扩大社会资本形成能力要突破，我们现在贷款的增长幅度比资本金的增长幅度要高五个百分点，这就意味着企业资产负债率居高不下，实际上有些地方还在上升，这就使得中国金融业的风险在一个方面不断的聚集，是很危险的。

　　所以，第一我建议我们国家建立一个社会资本统计和公布制度，把每年我们国家企业社会资本是多少，分布在什么行业，分布作什么地区，看这个社会资本是怎么流动的。要继续规范发展证券市场，特别是引导机构投资者投资股票。

　　第二，我们企业债券是发改委审批的，公司债是证监会批的，商业票 据是中央银行批的，先把他们发行的条件、程序规范起来，以后逐步进入到统一市场。债券市场发展才能促进利率市场化，债券市场发展才能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外国的钱可以来投资债券。

　　再一个发展基金投资，本人就在社保基金工作，但是1997年要审理一个产业基金条例，到现在还没有产生。所以，我再一次呼吁要设立一个股份投资基金管理办法，这样引导社会资本、民间资本对社会投资。所以，我们金融机构不但提供贷款，我们金融机构很重要的一条帮助财富管理，三十多万元的储蓄怎么让他们能够获得投资，获得回报。

　　第四，我认为我们在促进资本项目开放上应该有一个突破，也就是人民币国际化上有一个突破，当然是长期的，不能说一时的。1996年，当时我代表我们中国的政府宣布经常项目可兑换，那是个预测，十年可能会做到资本项目可兑换，可是出了一个1997年亚洲危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所以，这个就放慢了，但是我认为现在具备加快的条件，首先还是把境外合格机构的投资者批准，现在都是二百多亿，不到三百亿，可以放到八百亿，甚至更多。第二，将来可以做到批准合格机构、投资者，对额度可以不加限制，最后发展到上市公司说我这个上市公司外资不超过30、40，境外投资机构合起来或者其中一个境外合格投资者占股票的比例不到多少，超过就停止了。而印度外国资本进入股票市场是很大胆的，我们值得借鉴。同时推动国内的资本对外投资。

　　因此，在人民币的结算问题上，继续扩大人民币的跨境结算。另外，资本项目可兑换不是像一些人说的程度很低，我们比IMF估计的亿应该高很多。比如房子，新加坡、加拿大、澳大利亚好多房子不是中国人买的。另外，现在在集团，在中国大陆有企业，在外地有企业，把人民币放在大陆的企业，外界的企业就是外币，所以，这个实际上已经很开。所以，中国资本项目开放上不会很遥远，会快的。

　　我自己认为今后几年，特别五一定要在利率市场化方面有突破，在金融机构功能的差异化服务上要有突破，再一个就是在扩大直接融资，社会资本形成能力产品包装设计上突破，还有资本项目开放上要有突破。我想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会有整体的大的变化。

　　杨燕青：感谢戴理事长给我们一个波澜壮阔的全局性的局面。我追问一句，您说的资本项目可兑换，如果看2015年这个任务能实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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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相龙：经济体、金融体制的改革是很难用时间来规定上海HTH定位公司的。它不是高铁，定时开，定时传，因为要受国际金融的影响，受国内的影响。比如1996年我们经常项目我们认为五南就可以，甚至十年，当时谁知道亚洲危机、美国危机，所以，正常情况下三年五年应该有条件有重大突破，但是很难说，还要看社会、全球经济、美国经济的影响。大家中国的金融自我约束能力比过去强了，实力也强了，所以，我们既要有风险意识，中国金融界也要有机遇意识，抓紧促进改革。

　　杨燕青：理事长作为前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把握问题非常的稳妥，而且非常精确，他说到2015年有条件，但是要看具体情况。下面再问其他嘉宾一些重要的观点。我猜想刚才理事长讲到银行、证券、人民币国际化，方方面面，我觉得停下来李一总会压力特别大，戴理事长说了，不行的就是证券，所以，让他有多一点的时间准备证券的课题怎么展开。

　　杨燕青：在这之前请出我刚才提到的中国最大的几家银行之一，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个国际化的银行的领军人物董事长肖钢先生，我给肖钢先生的问题，我觉得也不容易回答，因为我们如果来看危机之后，整个银行业的名声特别不好，国外从巴克莱到摩根到汇丰到渣打，渡过危机的每一个英雄都倒下了，本来中国银行业在危机后都是英雄，都是全球最大的几家银行，但是过去一段时间，大家对银行重大的攻击是说他们暴利，虽然大家觉得暴利在逐渐的减少，但是攻击的说辞还没有完全退去。我想问一下这个大的背景下比较集中的问题，刚才理事长讲到利率市场化，我们也知道利率市场化包括一些大的金融改革，包括巴塞尔协议，这个会重塑中国银行业的未来，您觉得八三，包括利率市场化在中期之内到底会怎么影响银行业，包括怎么影响中国银行？

　　肖钢：我觉得利率市场化和一系列国际金融市场监管的变化对中国银行业来说未来的发展会产生很重要的影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使中国的银行业加快转型，加快分化的趋势。要的攻击的目标是说它暴利，虽然大家觉得暴利在逐渐的减少，但是攻击的说词还没有完全退去。我想问一下，在这个大的背景下，刚才理事长讲到了利率市场化，我们也知道利率市场化当然也包括大的金融改革，事实上会重塑中国银行业的未来。想问一下肖董事长，您认为这将会怎么影响银行业，包括怎么影响中国银行？

　　肖钢：因为在利率市场化的情况下各家银行内部定价机制不一样，风险管理也不一样，所以，一定会迫使这些银行转型。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当然，转型也很多方面，比如我们过去对大企业贷款比较多，今后由于利差收窄了，可能中小企业我们更有积极性去发展。 第二个特点就是会创新，大家也都知道，看看欧美的银行，也都是在监管发生变化的情况来激励金融机构加快创新，我想中国的金融创新还是滞后的。所以，在这方面也是很有潜力的。第三个特点一定会加快中国金融机构的跨国经营的步伐，因为国内市场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包括中国银行在内的大型商业银行都会加快国际化经营的步伐。所以，如果描绘未来中国银行业的趋势，我觉得一个是转型，转型当中就会分化，有的可能会更加注重它的经营特色，因为你也知道我们的银行业还是同质化竞争比较严重，这个严重很主要的原因是外部因素，因为你没有市场化的混淆，一旦利率、汇率市场化了，监管更加严格以后，各家银行都会找到符合自己自身发展的定位去发展。所以，转型。第二加快创新。第三跨国经营会加快。

　　杨燕青：肖钢董事长把银行业特点的非常清楚了，您觉得中国银行要分化？

　　肖钢：不是中国银行要分化，这个分化不得，我们还没有达到那个大而不能倒。中国金融机构，中国银行业在未来的竞争中会分化。

　　杨燕青：中国的银行要分化，就意味着中国银行要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不一样，除了国际化之外您还能怎么不一样？

　　肖钢：因为中国银行的历史是靠外贸起家的，我们叫贸易金融起家的，大家都知道中国银行是100年前成立的。

　　杨燕青：不带做广告的。

　　肖钢：最初都是在港口，上海、天津、青岛等等，港口发展的，所以，我们银行很重要的特点是贸易金融。我想中国目前仍然是贸易金融全世界最大的一个银行，我们的国际结算量一年是几万以每年，这个特点是区别于国内其他同业的，未来中国银行仍然会在贸易金融、供应链金融方面做出我们的特色和HTH。

　　杨燕青：多谢董事长，我想顺着您刚才讲的监管的变化，大的趋势再问一个更加细化的问题，我们都知道中国要和全球的银行一起进入巴塞尔3的框架来要求自己，这对已经充分创新全球的欧美的银行而言是有它特别的含义，对中国的银行而言，中国整个金融深化的程度，包括我们的杠杆化，包括整个银行业的成熟程度和创新都还不够，我们在这样的前提下就开始做巴3的约束，有很多人有一些担忧。比如我们就讲一个特别实际的问题，根据巴3要求有更多的资本金，我们没有资产证券化，或者刚刚国务院开了一个口子，是银行资产的千分之一，是非常小的，银行业能够腾挪的空间是非常有的，董事长您觉得会大力在国务院层面推动资产证券化，还是有别的高招应对巴3的同时有足够的赚钱能力？

　　肖钢：我们银行业赚钱的速度比较快，快于资本的增长速度，实际中国的巴3实行以后，很有重要意义的一点就是能够推动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刚才你也提到比如资产证券化的问题，现在我们很高兴的看到监管当 局已经启动了，刚才戴理事长提到的CED的问题也已经进入到一个研究推出的阶段了。

　　杨燕青：有没有进入到实质性阶段？

　　肖钢：应该说实质性阶段了，当然这是监管部门的事情，我讲的是国内的CED，其实国外已经非常普遍了，我们国外已经发了CED，国内补充资本的工具很少，中国银行业资本的质量是很高的，因为我们都是股本金，加上一部分刺激债，很少量的刺激债，大的种类来讲就这两种，事实上在资本市场补充资本的工具还很多，这个方面由于巴3的出台，一定会促进新的资本工具的产生，这个非常有意义，能够加快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

　　杨燕青：对您的压力大不大？

　　肖钢：我觉得下来压力不大，因为我们一个是核心资本比较高，已经超过10%。

　　杨燕青：您的消耗会很快？

　　肖钢：整个的资本充足率也是比较高的，现在是符合这个条件的，眼前并没有太紧迫的压力。我们是这样的，按照过去中国历史的未来，贷款资产要快速的增长，同时资本市场又不是那么发达，这个矛盾会凸显。当然，我们的希望是寄托在未来的几年中国的资本市场会有一个比较快速的发展，所以，能帮助商业银行解决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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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燕青：您如果不赶紧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来英和巴3的要求，李总那边就会面临更大的压力，因为如果我们的银行再融资的需求很大，咱们的市场一般被认为，可能这是一个误解，但是一般认为市场的压力很大，现在请出资本市场的代言人，据我所知，我也是夏季达沃斯的常客，以前我们总是在这边碰到郭树清先生，郭树清先生自从去了证监会就不敢来夏季达沃斯了，因为他知道一定会像戴理事长一样被团团围住不得前行，所以，这个重任就交在了李一先生手上，能不能应对中国包括专业，以及非专业的观察者，你觉得中国证券市场到今天，大家普遍认为目前的情况很不好，最大的问题到底在哪里？

　　李一：刚开始你讲的时候讲到金融有点儿像身体里的起搏一样，心脏一样，金融的功能性来讲更准确，我们讲像一个血液，如果我们讲一个血液，客观讲它有一个排毒的功能，还有营养的功能，还有再生的功能，相对于机体来讲。严格讲人体结构很美妙，我们讲到血液，我们一直在想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以来，金融市场走了二十年，风风雨雨走到今天实际上是进步了，我们拿一宣传海报设计些物理条件，它交易的火爆程度，包括发行的节奏，还有一些个体金融市场包括交易的产品，还有交易的手段都不够完善，这就是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我们缺少一个完善系统的金融的运营机制，同时这里面也包括相关的监管机制。客观的来说有几个方面，比如一个完善的金融市场应该由多方面的金融机构或者金融市场组成的，应该有证券市场没有不错，有债券市场，有货币市场，油期货市场，有外汇交易市场，有没有？我们有，但是不平衡，有的大，有的小。刚才几个前辈讲到了包括债券市场，如果按简单的传统上来讲，我们简单意义上讲债券市场可能只占整个融资的20%，当然有发行机制，主体不一样，还有成熟过早，因为这个市场没有完善起来，它带动了很多跟金融相关的，比如利率等等，这一些东西都有被滞缓的可能。

　　我们讲一级市场我们非常希望有序、公正、有效，二级市场里大家也讲了实际上我们合理的机构投资者现在还是不够，这是一个主力军。另外，我们有效的交易手段也不够，还有就是可有效的交易的品种也不够。所以，从市场上，交易手段上，产品上都有一个完善的过程，市场的结构，包括一级二级，这个过程我觉得有的时候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一定要去遵循它的规律，当你失去规律而做一定的改革和变革的时候，可能补了今天，忘了明天，所谓的我们以前讲的顶层设计也好，整体设计也好，完善全部功能也好。

　　李一：另一个我们讲到中国的金融市场除了认真地遵循事物的发展规律这一特质之外，也确实还有另外一个不能忘却了中国发展国情的实际，这里面就带出来一个什么呢？创新的东西。

　　李一：前不久我也跟一些经济学家，还有一些搞金融的聊过，如果简单意义的拿西方的理论、实践经验完整的套现在套不出来，但是反过来讲我们自己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也还没有，这是一个博弈的时候。我们整个监管机构、从业者，当然包括投资者，都要有一个创新的东西在里面。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在历史的某个点上要有那么一点大胆的突破。我们现在相对来讲监管的成本也高，监管的严一些。实际上如果把市场的功能完善化了，按规律的完善化了，大胆的做一些创新，我们国家整个经济形态从国企为主导的向民企，这么一个现象就像血液一样，应该迅速的有一些导体出现，要来培育，要来再生，要来辅助，这些理念都应该在监管和完善中体现出来。

　　杨燕青：谢谢李总。李总他讲的非常含蓄，因为他作为被中国证监会监管的一个金融企业，他不敢讲的太直白。但是我们也确实听到了企业呼吁中国证券市场的改革可能还需要更大的突破，虽然郭树清主席已经做了大量的改革，但未来来看突破还有很多。我们把这个突破比较难的问题交给方星海主任，因为他在证券方面有非常多的经验，而且他现在管上海的金融，上海又集中了中国几乎是最重要的最多的金融市场。请方主任

　　方星海：在戴理事长和肖董事长面前讲金融改革有点诚惶诚恐，我把我聚焦的点缩小，把证券市场上的一个问题能够讲的稍微透彻一点。我给大家提一个问题，我们股票市场这么多年来，应该说没有给我们的普通投资者带来特别多的收益。最近，香港经管局做了一篇很长的研究文章，他说自从2001年到2011年这十年之间，投资中国的股票市场平均收益率是1.4%，应该说是远远低于我们的通胀。但是中国是一个高增长的经济体，股票投资或者股权投资应该说是很赚钱的，这也是为什么这十几年来私募的PE在中国投资可以说是赚的盆满钵满。独独是二级股票市场的投资者没有赚到钱。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我们的股票市场上IPO的过程政府恐怕介入的还是太多了一点，过程经常是受控的，比如市场好的时候放出的IPO多一点，也是供不应求，供应是不够的，所以IPO的价格在那个时候就非常贵。市场不好的时候，按道理现在IPO的价格应该低一点，但是现在IPO的节奏又特别特别的慢。造成总体的结果就是IPO的价格特别的高。这样股权的收益很大一部分被一级市场吃掉了，到了二级市场投资的时候就没有太多可投资的空间了。在想这是不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不是说我们这个股票市场总体来说还是各种规章制度有点多，管的太死了一点，使得一些能够给普通投资者带来比较多收益的公司，它没有到我们这个市场上来上市。我脑子里在想的是，比如说现在是个网络时代，大家每天上网都会接触到一些公司，像腾讯、新浪、百度这样的公司，他们为什么不到中国内地的股票市场上来上市，为什么都要到海外上市，当然有人说他的结构一开始就是海外的。一开始海外，也是因为本来就不想到内地来上市。也就是说，是不是我们市场的规章制度反复导致了这个市场对好的公司缺乏吸引力。

　　第三个原因，我们上市的企业也很多，非常多的企业，你看他的ROE，即净资产收益率也不低，也挺好的，但是分红比较少。一般性的观察都会认同我们的上市公司在分红方面，在怎么样给普通的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带来回报方面压力不是特别大。这样也导致投资者如果股价不涨，通过分红产生的收益也是比较少一点。

　　我看有这三个方面的原因，当然在座的各位可能还会想到其他的一些原因。事实是摆在那，在高经济增长的股票市场中，为什么我们的二级市场股票的投资收益是那么少。如果说我刚才提到的这三个原因大家能够认可，那么股票市场的改革是不是可以围绕这三个方面进行，怎么样把IPO降下来，使我们的市场对好的高成长的公司有吸引力，怎么对我们这个市场造成压力，分红等等这方面要提升，不提升的话你在这个市场上就很难再融资，很难做一些其他的市场上的操作。我想这个问题我就提一提，我自己想到这三点。金融改革这个事情更宏观上来说它的面也很广，刚才戴行长谈了很多，肖董事长也谈到，李一也谈到。有时候我也看一些文章，听一些议论，好像觉得我们的经济现在有点慢下来了，金融改革是可以引领整个经济改革领域，是使整个经济恢复增长的一个重要方面。某种程度上我认同，觉得金融改革是可以领先的起到引导性的领域。但是我也在想，是不是金融改革也不能说单兵突进就可以取得很大的成绩，经济改革也是一个系统工程。

　　结合我刚才谈的这三点原因，假如说我们国家在行业垄断，在产权保护这方面如果没有大的改进的话，恐怕很难产生一大批很有增长潜力的，能够给普通投资者带来回报的公司。没有这样一大批公司的话，你的股票市场怎么改革恐怕也好不到那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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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燕青：谢谢星海主任，他的思路非常的清晰。我解读他的思路，他是说中国的经济在过去看的是不错的，一直引领经济增长，但中国的二级市场这样来比较了话完全不能成为实体经济的风向标，为什么不能成为风向标？他的判断是可能是因为监管的一些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在制度设计上的某些方面还不够完善所以会有今天的局面，要按照这三个方面来改革不知道非常独立的经济学家李稻葵教授，他经常和别人有不同的观点，您在这一点上有没有不同的观点。

　　李稻葵：我想讲一句题外的话，我觉得金融改革讨论的是相当的充分的，而且基本的意见应该是比较统一的。这让我想到困扰中国经济的另一个领域——房地产，搞了这么久都没有真正的坐下来好好谈房地产改革，天天炒房价，说明年能不能涨，后年能不能涨，就讨论这些问题。向戴行长请教，是不是搞金融的从业人员素质高点，盖房子的人素质低一点，这些人都发微博去了，都不讨论经济问题了。

　　话说回到金融体制改革以及股市的改革，我完全同意前几位的发言，我倒觉得可能需要抓住现在的宝贵的机遇，做一两件事情，做一两件对老百姓、对经济的运行能够产生直接作用的事情，做出来，振奋一下改革的信心，给咱们改革的信心提升一步。所以，这也是金融改革的一个使命。

　　几件事情，我想两件事情可以做，思路也是一致的。第一是银行改革。在我看来，中国金融最大的风险还是在银行，肖董事长我知道你们银行搞的不错，但总体而言，咱们金融资产122万亿银行资产占GDP 200%以上，股市搞了半天，股票价格下跌市值也就是占GDP百分之六、七十，债券市场接近53%，搞的不错。所以，重大风险还是银行，我觉得还是应该针对银行进行一些改革。怎么改革？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今年3月份在政协搞了一个提案，就是加快银行资产的证券化。把一部分银行成熟的资产卖到债券市场上去，而且要求银行之外的投资者，比如说社保基金来买。这么一个运作有什么战略意义呢？通过这个运作短期来讲它能够让银行再融资的压力减小，让股市的股民能够放心。这是相对而言比较小的一个好处，大的好处是什么？大的好处是让银行的资产转移到债券市场，把债券市场搞大，把银行相对资产规模弄小一点，银行可以轻装上阵，银行可以更加把它的精力放在寻找新的更好的投资项目上去，包括中小企业。这件事如果做的话，它能够直接的改善咱们的金融结构，把债券市场进一步做大。希望能够在不远的将来，明后年我们债券市场的规模能够超过股市。当然我也希望股市价格能涨，股市的市场市值能够上升。

　　第二件事，股票市场。股市价格的下降的的确确现在是一个社会问题，已经超出了经济的范畴，甚至于是政治问题，股民是很厉害的，股民发帖子、发微博是很凶的。必须要从治标到治本，各个方面同时入手。治标是IPO要适当的放缓，不能搞这么多。治标的办法也包括动员一部分长期的资金，资金能够投入到股市上去。治标的办法也包括比如讲适当的把股市债券化什么意思？要求你强行的要分红，只要赚了钱你给我分红通过这个方式让股民不要太依赖内部信息，直接从分红中间获得长期持有股票的好处。治本的办法是什么？我始终在想，方星海我们是好同学了，他问题问的非常好，为什么中国的股市20年搞不好。

　　杨燕青：方主任没说20年搞的不好这个事。

　　李稻葵：那是他读的一篇文章。肯定不好嘛，为什么搞上海样本设计不好？因为中国的制度土壤实在是不适合于股票市场的发展，股市跟投资银行有什么不一样？它的表面的约束率是没有的。我把钱投给上市公司，他可以跟我永远再见，不理我了，不像债券可以定期的给我发利息。中国社会是个人情社会，加上行政领导批条子干预，使得我们跟股票相关的司法系统非常非常的落后。具体说来，地方政府很大程度上干预在本地上市的上市公司相关的打的官司，这个必须改革。我呼吁在北京、上海、深圳成立一个证券厅，检察院成立证券检查分院，所有上市公司违规的官司不要在当地打，不要去云南，直接搬到上海打，直接严格的按照证券法和公司法打官司。通过这样的办法一方面能够提振信心，提振国际国内投资者的信心。另一方面也能够推进我们的法制建设。实实在在的能够把法制文化，法制的理念贯穿到老百姓的心中去。如果能搞成的话，通过股民宣传法制的重要性，通过这个来推动中国整体的经济体制的改革。我相信，如果做了这件事情咱们的金融改革能对全中国的改革起到一个推动作用。

　　杨燕青：后面会有一些时间留给我们的朋友们提问，但是在你们提问之前我非常快的问两个问题，因为我们还有两个最重要的话题没有讨论到。第一个问题问肖钢董事长，请您非常快的回答，我们还是要谈一谈人民币国际化。这件事戴理事长刚才已经讲到了，我们看现在人民币国际化的数据发现非常有意思，在全球大的市场格局来看，人民币在整个外汇交易中比重非常低，大概不到1%，但是在信用证开例的过程中人民币整个占的量占到了10%，而且是排在全球第三大货币。这就意味着我们的中国银行业或者中国银行有巨大的潜力，能不能从这个角度给我们未来人民币国际化大途径做一个简单的点评。

　　肖钢：这个很正常，因为人民币还不是储备货币，最近两年加快了人民币的贸易结算，所以在信用证结算工具上现在发展很快，去年大概已经超过2万多亿结算，今年上半年超过了一万多亿。但是在货币交易当中，用的人民币还非常少，你讲的对，可能就1%。

　　杨燕青：如果在交易的市场中不能够占据相当的比重，人民币很难被认为是国际化的。

　　肖钢：所以就涉及到资本向下可兑换，要加快资本向下可兑换，真正使人民币成为一种投资的货币，一个储藏的货币，货币的交易量占的比重就会上来了。还有一个很长的国家。

　　方星海：我同意肖理事长说的内容，人民币国际化有一段时间我们国内没有形成共识，现在这个共识非常强烈。有这个共识的前提下，下一步的工夫在内部，把我们自己的证券市场发展起来，利率市场化做起来，资本项目可兑换做起来。我们那么大的市场，如果说真正都市场化了，很活跃了，这样就会对人民币的国际化提供重大的职称。全世界其他国家，各国的贸易商就会乐意用人民币，现在人家怎么用，用了我们的货币，我们自己的市场根本不发达，我们的资本管制还那么多，就带来一定的制约。我想我们的工夫恐怕还要放在我们自己内部。

　　杨燕青：谢谢星海主任，还有一个问题问问戴理事长。大家如果来看全球目前的危机之后的整个金融改革框架顶层设计的话，全球讨论最多的是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两个的相互协调。我们看到今年年底英国的金融改革会有重大突破，所有银行的监管会交到英国央手中去。欧洲在讲单一的银行监管者，至少是大银行，在美国大银行也已经开始被美联储监督了，但是在中国还是沿袭了央行和银监会分裂的框架。从全球的趋势来看，戴理事长现在是局面人，独立的观察者，同时又是老的中央银行的行长，您觉得中国的央行和证监会需要再合并吗？

　　戴相龙：刚才李教授说了一个问题，就是发行债券市场是一石三鸟的事。第一，企业可以增加融资，减少贷款。第二，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外国拿了人民币可以到中国来投资。如果发展债券市场贷款证券化，可以增加流动性。所以，中国发展债券市场已经成为我们金融改革的一个最制约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分口管理。国务院领导已经说过这个话了，你们先承认你们的现状，这是历史形成的，但是你们发行的标准条件先统一，然后市场再统一，我认为看到这个希望了，问题是什么时候能够把它再很好的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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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相龙：讲到金融监管体制这是个老话题，因为世界上的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从大企业来讲，国有企业来讲要贷款，我要增资本金，同时我也要受解决保障搞保险，它的要求是综合服务。交通银行成立的时候为什么要搞综合服务呢？就是因为考虑到这是大趋势。你看外国银行来到中国一介绍它是银行，可跟我讲的不是银行了事，全是资本市场。比如我们中国银行是一个很好的银行，跟客户讲走出去他应该是综合服务，问题是监管怎么做？举个例子，我们说要把银行监管跟中央银行一分开，当时是英国的首先执行的，英国中央银行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分开了。分开了以后我们也觉得挺好，成立了一个金融服务，专门监管，中央银行专门管货币政策，可是再一打听他们现在又合起来了。所以我们要有自己的主张，不要跟随人家。总体来说，我认为中国的现状已经形成了分开经营、分开监管，总体来说专业水平管理提高了，协调难度加大了。现在怎么办？我认为很重要的一条还是搞协会，协会现在的做法是中央银行、证监会和保监会三会在一起开会。那时候开会都有记录，而且每个管理部门认为在监管上有什么问题都有实质性的交流。所以，我的看法不一定在组织变动上，路已经走出来了，反复折腾也不行，但是可以建立比如说中央银行为主体的这样一个联席会议，这种联席会议是制度化的，是有内容的，有记录的，有报告的，有检查的，我认为还是能够做大。所以我认为现在监管的体制主要还是不是体制本身，体制本身虽然重要，但在于大家的共识。

　　杨燕青：下面把时间留给大家。先请后面的这位女生提问，报一下你来自哪个机构。

　　提问：我来自网易财经胡文，有一个问题请问肖董事长，明年1月份起新的资本监管办法将实施，您认为这对中国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有多大的影响。中国银行业目前现在的资本充足率能否满足未来3年的发展。谢谢！

　　肖钢：明年1月份实施的新的资本协议，对整个银行业资本的冲击不是很大。第一，大部分银行已经满足了这个要求，具体到中国银行来说，我们的资本充足率达到了13%以上，其中一级资本核心资本达到了10%，这个是达标的，而且是超过标准的。所以，我觉得不会有很多的冲击。 第二，我们这个新的资本协议是到2019年年初，就是明年开始实施，过渡期一直到2018年年底，也就是到2019年初。过渡期还比较长，对于有一些资本达不到要求的，有比较长的过渡期来加以过渡。所以，我认为新的资本管理办法是平稳的。

　　杨燕青：请一位男生吧。手举的特别高，已经站起来的这一位。

　　提问：我是来自天津日报传媒集团的记者。我先提给戴理事长，他刚才谈到利率市场化的问题，但是利率市场化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存款保险制度。我看到央行7月中旬提到推出的一个时机已经成熟了，是不是说明在存款保险的资金来源汇率设定以及在保险范围方面这样一个情况已经理顺了。如果没有的话，您在这三方面有什么样的建议？

　　戴相龙：我跟你知道的一样多，因为我已经不在人民银行工作了。但是我对央行发布的消息很重视，说明央行是一直在研究存款保险制度问题，这是银行利率市场化，也是商业银行竞争提供保障制度的一个基本制度，我是赞成的。我在当央行行长的时候就研究存款保险制度，当然存款保险会不会给那些提供存款保险的银行一个道德风险。我认为存款保险是需要的，人民银行是中央银行说话是比较稳健的，说可以研究那肯定是研究了，准备方案那肯定是方案准备搞了。所以我认为是很好的。

　　杨燕青：谢谢戴理事长给我们解释了央行的报告，也是重要的视角。

　　提问：您好，我是来自新华社经济参考报的记者。我想问一下方星海先生，问题非常的简单，国际板开不开，如果加两个字的话，到底开不开。这次来到现场的有很多国内外的投资者，之前的声音比较大，现在的声音慢慢小下来，这块能不能有一个明确的答复，谢谢！

　　方星海：这个问题很难，我这段时间也是经常接待一些愿意上国际板的国外的大公司，他们不断的来考察国际板准备的情况，了解上海市政府推出国际板的意见，也想了解一些国际板推出的内部的状况。我总跟他们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为什么？国际板这个事是写到国务院关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19号文件当中去的，是2009年写进去的。我相信随着中国开放的推进，随着改革的推进，这个事情总是要推出的。但是什么时候推出？我作为上海市金融办主任我还是真是没有任何内部的信息可以提供给你们，但是我希望你们自己的准备工作要继续做。比如说一些承销商，你就可以早点确定下来，让承销商帮你准备情况。也和中国证监会沟通，全球的CEO到中国来的时候也争取能够拜访中国证监会的领导。这些事情我都是鼓励他们去做。 我们国家我的观察是过去30年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当中，好像有一个规律似的，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增速减缓的时候，我们对外开放是会加快的。加入WTO当时的背景，差不多1999年就谈完了，那个时候中国的经济增长也是比较慢，每一轮新的开放的推进都会为下一轮经济的高速增长打下非常良好的基础。我总是对国外的公司说我们要保持信心，该做的准备工作你们继续做。

　　杨燕青：谢谢方主任，解读他的回答是说国际板在未来总归是要开的。补充我们这位同行的问题，到底什么时候开，这个问题要去问温总理，或者去问和在座的姓最集中的某一位领导人士，未来要问他这件事什么时候做。因为时间的缘故，没办法再提问了，也感谢在座的这么多记者的提问。最后总结一下论坛，想请五位的嘉宾用一句话来回答我的两个非常简短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说中国的金融未来5年最大的风险是什么？第二个是说当下你认为最急迫的金融改革是什么？从李稻葵教授开始。

　　李稻葵：最大的风险就是抓不住机遇，不改革。最大的突破口在我看来还是股市的改革。

　　杨燕青：谢谢，请李总。

　　李一：一定要打多深的地基，盖多高的楼，中国证券市场一定要做好全方位的改革，在阶段当中可以是个有替代性的和短效的一些功能，但是整体的功能一定要完善。你刚才讲未来几年的突破口，债券市场一定是个突破口，它会引领好几个产品的产生。

　　方星海：我认为最大的风险是中国式的影子银行体系，这个风险既中国银行业的风险密切相连，也与中国资本市场的风险相连。未来的改革我认为要加快资本和债务市场的改革。

　　戴相龙：金融改革不能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不能这样，一定要量变到质变，量力而行。我认为从目前来说，中国金融业还没有已经充分暴露的使我们感到十分紧张的，造成很大影响的风险。我是这么看的，但是从我们的风险程度来看，目前贷款增长超过资本增长五个部分，这样长期下去最有影响的风险是这个风险。但是从当前的情况来看，我认为股票的问题是最为重要的。总的来说，改革不能搞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从目前来看股票问题要解决。

　　杨燕青：我用一分钟来总结今天论坛最重要的结论。第一点结论是金融业从业人员的智商比房地产从业人员的智商要高。第二，我们整个金融改革还不能单兵突进，需要整个实体经济，包括方方面面制度的改革作为一个基础。第三，我们未来最大的风险是不改革，第二大风险是影子银行、证券市场的风险。最后一点是我们未来的要加紧做的最急迫的事，一个是利率市场化，一个是债券市场。最后我们的金融改革需要顶层设计，而且不能急，不能一万年只争朝夕。感谢五位重要级的嘉宾，感谢朋友们的参与，希望未来我们还会再见。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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