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最近有三件事最为引人注意。

　　事件一：在3月的两会期间，有《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向温总理提问：中国对外资是不是不那么友好了？

　　事件二：5月，由于中外籍员工薪水相差50倍，广州本田工人举行罢 工。

　　事件三：7月1日，英国《金融时报》以头版头条报道了通用电气CEO杰夫·伊梅尔特（Jeffrey Immelt）对中国的抱怨：在中国做生意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

　　有细心的媒体将这三件看似孤立的事件串连起来，辅之以对跨国公司“质量门”、“贿赂门”等事件的讨论，于是形成了以下结论：跨国公司遭遇了中国困局。

　　本期《世界经理人》杂志访问了博斯公司大中华区董事长谢祖墀、联合利华大中华区副总裁曾锡文、SAP中国研究院总裁芮祥麟，试图回答以下问题：“中国困局”的说法是否是危言耸听？跨国公司应如何与中国共舞？

　　“中国困局”是伪命题

　　最近大家可能都注意到了跨国公司对中国投资环境有一些抱怨，谢博士从战略专家的角度，曾总和芮总从跨国公司管理层的角度，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谢祖墀：这种抱怨确实存在，不光是通用电器的伊梅尔特，西门子的CEO、德国巴斯夫的CEO也都有类似的抱怨。尽管是这样，我仍然觉得这不是件很大的事情，媒体似乎有点把它扩大化了。我们首先要看这个企业所处的行业，是在比较敏感还是比较封闭的行业，还是在完全开放的行业。在半封闭的行业里，所受的限制肯定会更多一些；但是在完全开放的行业，比如说快速消费品行业里，由于中国民营企业的快速成长，导致跨国公司面临越来越激烈的竞争，这也是正常现象。

　　每一家跨国公司处在不同的行业，它们碰到的问题都不一样。任何人、任何公司的抱怨，都是因为它们所处的状况而形成的一种观点，不能以偏概全，认为整个中国对外资经营的环境就是变得恶化了。

　　曾锡文：我觉得跨国公司的中国困局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是被我们自己炒作起来的，中间有政治的因素，也有经济的因素。联合利华是在全球投资的，我们并不认为中国的投资环境有任何不如别的国家的情况。现在媒体大肆宣传跨国公司的抱怨，实际上仅仅是跨国公司在抱怨吗？国企也在抱怨，说税赋太高；民营企业也在抱怨，说“国进民退”，他们没有生存空间了。所以这不是跨国公司本身的问题，而是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各个利益集团利益再分配的问题。

　　在我们快速消费品行业，我不知道有谁在抱怨。这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你要是有本事就赢过别人。在那些受管制比较多的行业里，因为政府有规定，你必须要遵从，这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芮祥麟：我觉得这代表中国整个经济环境已经日趋成熟。在八、九十年代，外资进入中国市场基本上是比较容易的。它们整个营业模式也比较粗放，因为当时几乎在所有的行业里，国内企业都远远不是外资企业的对手，加上政府的一些上海宣传画册设计优惠政策，也是对外资相当有利。

　　但是现在整个经济环境已经改变了，国内公司经过这二三十年的奋斗，已经有一定的基础，可以跟跨国公司进行竞争。竞争更加激烈，生意没有以前那么容易做，是正常的，没有必要大惊小怪，也不必把它悲观地解读为外资企业在中国不受欢迎。

　　解读谷歌退出中国市场

　　尽管大家对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持乐观态度，但可能还是有人会找到一些反证，比如说谷歌退出中国大陆市场。

　　谢祖墀：谷歌的问题在于，首先它处于中国最敏感的行业。对中国来说，这个行业不是你想怎么做就能怎么做。你可以评论中国的政策、要求是不是合理，但是从第一天开始，你在中国这个行业里经营，就一定要符合中国的法律；另外谷歌只是把一些有关中文的搜索服务移到香港，其它的业务并没有离开过中国，这其实只是在曲线救国，因为他们也看到了中国的商业机会。我个人觉得对于谷歌的这种行为，只是一个很例外的案例，不能说明中国政府究竟怎么样去看待外资的，更不能说明绝大部外资在中国经营的情况。

　　芮祥麟：其实谷歌这个决定不是一个成熟与冷静的商业决定，它可能在做决策的时候过分偏重于全球战略布局的看法，而没有把中国的因素充分考虑进去。在任何一个国家开展业务都应遵守这个国家的法律法规，这个是要把握的首要原则。在遵守中国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碰到问题是可以通过有效的沟通来解决的，不然就不要打算在这个国家长期发展。另外我觉得谷歌在本土化方面还需要再进一步。许多跨国公司都习惯于找全球性的公关公司来帮他们处理公关事务，而事实上这些全球性的公关公司在公共关系上的处理上还不够本土化，因为他们中国区的很多高层其实也是外国人，是以一种外国人的眼光，外国人的思维在看中国的问题，也往往缺乏对中国国情及历史的了解。

　　曾锡文：谷歌退出大陆市场，不单是一个生意上的问题，还掺杂着一些其它因素在里面。用它来说明中国政府对待外资没有以前那么友好了，是很片面的。在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行业，有些限制是必要的，我们没必要跟着瞎起哄。

　　“门”背后的问题

　　最近频繁出现的“质量门”、“贿赂门”等事件，正在消解中国消费者对部分跨国公司HTH的追捧和信任，跨国公司应该如何摆脱这种尴尬的处境？

　　谢祖墀：这个问题不能简单看待。其实跨国公司在很多中国消费者心目中还是不错的。可能20年前我们买汽车时是没有什么选择的，估计只有桑塔纳，但是现在的选择很多，不管是贵的还是便宜的，国产的还是进口，在诸多的选择里面，一个公司出了一些问题，我觉得不能代表什么。尽管丰田是全球质量控制最好的公司之一。

　　曾锡文：在我们快速消费品领域，就很少有贿赂的事情发生，我们只贿赂消费者。所以现在出现的问题，不是中国改革开放走到头了，而是改革开放还不够。

　　各个“门”的出现，其实也跟媒体的炒作有关。比如从2004年开始，肯德基出现苏丹红，当时大家觉得好像总算抓到跨国公司的把柄了，于是一阵猛打。但是后来发现国内的公司产品里也有，就不了了之。我觉得跨国公司跟国内的企业相比，在产品的质量以及精细度上，还是有很大优势的。

　　芮祥麟：中国消费者正在变得越来越挑剔，这实际上是件好事，代表中国的整体经济环境已经发展到更高一个台阶了。以前中国主要在解决需求的问题，不重质，生产的量要上去，才能满足十几亿人们的需求。经济发展到现在，质量越来越受重视。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是这样的，消费者会越来越挑剔，越来越关注产品是否符合各种安全标准。

　　在丰田的“质量门”中，丰田对待中国市场的态度与对待美国市场的态度有些不一样，有人认为这是丰田在实行“双重标准”，由此又引发了关于跨国公司“双重标准”的讨论，大家对此的看法呢？

　　芮祥麟：在这件事情上，丰田确实没有照顾好中国消费者的感情。丰田在美国处理得小心翼翼，总裁甚至到美国国会接受质询并亲自道歉。但在中国态度就有些傲慢，从一个普通中国消费者的角度来看，是有点难以接受。

　　另外，各个国家的法律都不一样，比如说设立一个化工厂，在美国或德国可能要经过冗长的程序，包括环境测评等。要满足这个标准，投资方肯定要花大钱。但是在中国，整个有关环保的法律法规不像发达国家那么严，所以很多跨国公司的心态就是：我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就行了。从他们的角度而言这也是合法的。

　　但是现在随着中国整体经济实力的提升，以及人们对于产品的质量及环保的要求越来越高，法律法规也必须要做相应的提升。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现象，任何一个跨国企业要在中国投资的话肯定也要面对越来越严格的要求。

　　曾锡文：很多时候并不是一个双重标准的问题，而是中国的法律法规的问题，有些地方会比国外松，导致对跨国公司的要求好像也不那么高。但是也有很多地方比国外要求严，这个不能一概而论。

　　最近广州本田发生了“罢 工门”，有媒体称其为“迄今为止在中国所见到的最大规模和最为有效的对抗跨国公司的罢 工”，并认为是“中国新工人运动的转折点”，是不是真的像有些媒体所说的那样？

　　谢祖墀：这会造成人力成本的上升，但这不只是跨国公司面临的问题，中国所有的企业都在面临这个问题。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劳动力的成本会不断提升，这是合理的。中国在过去20年，一直是以出口为主导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现在已经很难继续下去了。富士康的处理办法，是转移到成本比较低的地方。这个消息传出以后，许多内地的政府纷纷向他们伸出橄榄枝，都在欢迎它们。中国幅员那么广阔，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假如想要沿用富士康这种大规模、低成本的制造模式，在中国也还是有机会的。

　　有些跨国公司可能会考虑把生产基地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但是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你离开以后会发现要再进入中国市场，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曾锡文：这跟中国的发展政策有关。过去小平时候讲的是离土不离乡，发展乡镇企业，让农民致富。但是后来慢慢地大部分的乡镇企业不能够延续下去，需要升级为一个大规模的现代化企业，于是很多企业开始转型。这个时候农民离土又离乡。长期保持这种状况，会造成很多社会问题。实际上今后的方向还是不离土不离乡，就是应该在劳动力家乡附近建立大规模生产基地。所以现在中央现在开始发展中西部，这是一个趋势。

　　广州本田的“罢 工门”还说明一个问题，广东地区完全靠劳动密集型企业来支撑当地的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所以中央提出要经济转型。这个是转型期必然会存在的问题，而不是外资企业对工人好不好的问题。过去工人的工资很低，三五百的他们也接受，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别的出路。现在随着中央发展农村，免了农业税，农民在家乡务农都比打工好，打工的当然要提条件了，这本身是件好事。

　　芮祥麟：有人说罢 工是由于中外员工薪水差别过大引起的。在八、九十年代初期，外籍员工特别是从欧美来的管理层员工，跟车间的员工薪水有很大的差异。当时为什么会付出这么多的薪水？因为当时中国员工的工作水平、外语水平，对整个国际市场的了解能力、创新的能力以及企业管理的能力，都是远远落后于外籍员工。但是随着中国的本土人才渐渐起来，实际上这个差距已经越来越小。

　　另外中国要靠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这首先就是需要人民有钱，以后肯定会更大幅度地提高工人及农民的收入。

　　如何跟上中国的脚步

　　跨国公司在中国遇到的有些问题可能是由于政策的原因，或者整个大环境的原因，那有哪些是跨国公司本身应该改进的呢？

　　谢祖墀：跨国公司也有很多软肋。很多跨国公司对中国不是特别了解，而且它们在中国的业务不能脱离全球的业务，一定要按照它们在全球的规矩去做，但同时中国也是极端复杂的一个市场，这就使得它们不能完全获取中国市场巨大的机会。举例来说，很多跨国公司只能在一线二线城市去经营，但是我们看到很多商业机会来自三四线城市，要沉下去的话对跨国公司来说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我觉得这是跨国公司在中国最大的一个软肋。

　　曾锡文：首先是要了解中国。比如说冰淇淋当初进来的时候，我们想得很简单，中国当时有12亿人，当时美国人均消费冰淇淋26升，欧洲人均消费十几升，菲律宾人均消费8升，就算中国人均消费3升，我们就有36亿升。一升差不多20多块钱，36亿升的市场我们只要占10%，也就是一个不得了的数字了。但是最后进来全部失败，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市场不是一个市场，而是无数个市场，每个市场跟另外一个市场差异很大。中国消费者不是一群消费者，中国有无数个消费者，而且是不同层次，每个层次之间差异也很大。比如中国南部和北部的差异不会比英国和意大利之间差别小，这个是要慢慢了解。

　　跨国公司进来当时是当老师的，带来了技术，带来了先进的理念，但是现在也要当学生，因为在本地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它有很多适合中国发展的方法。所以我们也从本地企业、从一些发展好的领头企业中学到很多东西。中国很多市场是新的，很多事情在历史发展中是没有的。在这一点上你必须要了解，在中国做买卖不能用别的地方的经验，我们过去用过欧洲的经验，用过东南亚的经验，用过印度的经验，发现都不行，中国 必须要有符合中国的经验。

　　同时还要了解中国的总体规划，要有全局观和大局观，要跟中国共同发展。在这个情况下，你才能适合中国的变化。同时要有预见性，去了解中国今后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有什么趋势。城市化、老龄化趋势会对我们造成什么影响？东西部怎么联动？这些东西都要考虑，如果不考虑的话，不就是水土不服吗？

　　芮祥麟：我觉得还有一点应该强调的是本土化。不能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在中国的公司，而要当成一个真正中国的公司。跨国公司要把产业链上每个重要的元素都要搬过来，不止是销售，而且还应该包括创新的部分、研发的部分、售后服务的部分，都要在中国建立起来，真正地发展出适合中国的本土化的产品。因为中国市场是世界上第二大的统一的市场，在这么大的统一市场，你发展本土产品的话，才可以达到一个规模效应。然后利用整个中国市场的规模效应来深化、优化你的整个产品，并把它投放到世界其它国家。

　　在人事方面，也要做彻底的本土化，但是中国有过去文 革十年期间人才的断层，这个影响要等到三十年之后才会消失。这也是为什么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很多外资公司喜欢用外国人或者是港台人士来担任管理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