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召开的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中粮董事长宁高宁的主题演讲。他对企业界发出了如下的批评：“中国企业界的人真正履行了他作为企业家的创造力责任了吗？中国文化中充满了做买卖的文化，中国搞企业就是搞买卖，买卖是一买一卖，充满了很强的贸易炒卖心理，没有长远的产业心态，没有技术成败，没有产品至上的心态，更没有建立宏大产业的雄心。”“中国企业在中国的影响力不够，是因为改变了中国人生活的企业不多。”这些话犀利、不好听，但相当写实、鲜明。

　　而我想为宁总观点补充的一点视角是：宁总强调的可能更多是弥漫在大公司圈子的一种气氛，但只要你走近创业界，你总能听到激动人心的梦想与故事，你总可以看到创业者闪着兴奋与雄心的眼眸，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坚信他们的产品与服务未来可以改变世界、至少可以改变很多人的生活。——如果你再接近他们一些，你会了解到，这些话，不完全是出于他们创业初期必须向外界“讲故事”的需要。

　　听前不久去美国商界由东至西参访了一圈的企业家回来说，美东与美西，完全是两种气氛，前者悲观、沉闷、保守，后者乐观、开放、创造力十足。这种差异其实一直存在，在经济不景的当下，显得尤为明显。中国商界也有近似的“二元”分层，不过不是以东西区隔，在我看来，是以创业型企业与成熟公司的圈子区隔。

　　放眼国内商界，规模做到了年营收几十亿元以上，却还保持旺盛进取心、也布设好有未来性战略与资源配置的成熟公司，不是太多。这些成熟公司，业务尚可，公司HTH和老总声名都很响亮，但你要去找它们下一个增长的驱动点，挺难；再跟它们的中高层一聊，不少人对公司徘徊与老板保守现状多有微辞，有些骨干自然会选择离开，寻求外部创业。从社会福利来说，这些公司为社会培训了一批创业人力资源，是好事，但回望最近这两三年商界群体性不振、明星减少、一批中型公司升级乏力的情形，让人又感觉：这终究是一个值得关注与探讨的现象。如果要点名，我愿意把2008年秋天一门心思想扑向可口可乐怀抱、却最终未果的汇源，视作这样一批成熟公司的代表——它们被堵塞在业务增长与企业家心态的瓶颈上。

　　我把这现象姑且称为“中等公司陷阱”，该说法引申自“中等收入陷阱”。后者是世界银行提出来的概念，基本涵义是指：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在摆脱贫困与欠发达状态后，找不到增长新动力，陷入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劳动力成本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技术研发上与发达国家竞争。上文中提到的“中等公司”，很多不也是这样？创新与活力比不过创业型企业，技术、管理与文化积累，又应付不了升级需求。

　　宁高宁董事长把企业家没有创新创造、没有产业雄心的原因，强调性地归于“文化”与“心态”，但不及制度与环境，笔者觉得有些单一。或许，文化与制度，是一个蛋与鸡的问题。企业家为什么不愿创新？为什么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缺乏带着团队迎头再上的决心、勇气与梦想？有文化的问题，而当前来说，制度与环境的改进空间仍不小。比如，国家与社会是否为他们赋予了足够的安全感去做大？政策是否为民间企业解除了产业进入的障碍？社会保障是否支持更高质量劳动力的积累与流动？金融资源是否支持转型升级？等等。这些问题解答不了，中等公司很难拔足于当下的泥淖和陷阱，而这些问题的解答，其实也将决定中国社会能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公司与社会，本就是一个互为镜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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