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1日，世界银行在其网站上发布了全球214个经济体2012年人均GNI的初步排名结果，纳入排名的经济体多年以来第一次维持不变。在此基础上，经过纠偏，2012年中欧“全球经济发展排名榜”出炉，囊括全世界所有159个（世界银行发布的158个并加上中国台湾）人口百万以上的经济体和全世界99.8%的人口。在去年排行榜的基础上，今年不仅列出了2012年的“三年平均汇率法（Atlas法）”人均GNI、人均GNI排名和人均GNI排名指数，还增加了2012年的PPP人均GNI、人均GNI排名和人均GNI排名指数。

　　不发展要落后，发展慢了也要落后

　　中国2012年两项排名指数前所未有地双双下降。显然，在21世纪这个“发展世纪”，不发展就要落后，发展慢了还是要落后。                     

　　在世界银行的Atlas人均GNI排名榜上，原来位次高于中国的塞尔维亚、多米尼加共和国和牙买加变为低于中国，原来位次低于中国的伊拉克变为高于中国，导致中国的位次从2011年的114上升到2012年的112，上升了2位，上升幅度为世界银行人均GNI排名榜基本定型以来最小。因为塞尔维亚、多米尼加共和国和牙买加的人口（722万、1028万和271万）合起来小于伊拉克的人口（3258万），中国的Atlas人均GNI排名指数从2011年的62.6%下降到2012年的62.4%。
　　在世界银行的PPP人均GNI排名榜上，原来位次低于中国的泰国变为高于中国，导致中国的位次从2011年的116下降到2012年的117，排名指数从2011年的61.7%下降到2012年的60.8%。
　　中国2012年的Atlas人均GNI排名指数和PPP人均GNI排名指数前所未有地双双下降，主要原因是GDP增长率从2011年的9.3%降低到了2012年的7.7%。显然，在21世纪这个“发展世纪”，不发展就要落后，发展慢了还是要落后。

“早兴中国”将变为“早衰中国”？

　　中国经济正在以巨大的惯性沿着粗放发展的轨道滑行，前面不是大衰落就是大危机，结局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日本、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人均GDP年均增长7%以上的高速起飞，从低收入经济体进入高收入经济体。它们从PPP人均GNI约为2000美元（2012年“国际美元”，下同）开始，到PPP人均GNI约为20000美元结束。2000~20000美元的PPP人均GNI对应的是中等收入，因而日本和“四小龙”的例子证明：中等收入阶段是发展机遇期，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并非不可避免。
　　中国在1978年的PPP人均GNI为530美元，在2012年的PPP人均GNI为9210美元。显然，中国不仅是“新兴经济体”，而且和日本、“四小龙”一样也是“快兴经济体（高速起飞经济体）”，同时还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早兴经济体（在PPP人均GNI远远不到2000美元就开始高速起飞）”。如果中国未来像当年的日本和四小龙一样，人均GDP增长7%以上的“高速起飞”应该还可以至少延续10年。然而，中国2012年的Atlas人均GNI排名指数和PPP人均GNI排名指数前所未有地双双下降，呈现出“早衰”迹象，祸根是在过去十来年埋下的。
　　2002~2011年，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10年，GDP年均增长10.6%，按PPP计算的人均GDP从2001年相当于美国的7%，提高到2011年相当于美国的17%，实现了历史性跨越。2010年，中国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标准已经进入“上中等收入经济体”的行列。然而，超高速发展是以牺牲民生和透支未来为代价的。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推算，家庭消费率（即私人消费率）从2001年的45.3%下降到2011年的35.7%，2002~2011年的家庭消费年均增长率只有8.0%，明显低于1992~2001年的9.8%。如图1所示，在2012年，中国的GDP增长率从上年的9.3%降低到7.7%，家庭消费增长率从上年的11.8%降低到7.6%，在经济增长明显放缓的同时经济结构明显恶化。必须指出的是，在现行的大政府体制下，地方政府在经济下行阶段虚报经济和投资的增长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因此，中国经济目前的实际情况应该比官方统计数据更差。此外，除了1980年前后的那一次以外，中国每一次经济下行阶段都出现了家庭消费增长率比GDP增长率下降得更快的现象。因此，在经济下行阶段要实现从投资驱动为主到消费驱动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一件希望渺茫的事情，预计2013年的家庭消费增长率仍然将低于GDP增长率。
 

　　消费低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作为粗放发展方式制度基础的大政府、大企业、大银行体制（“三大体制”）压制了人口和就业的数量增长和质量提高。牺牲民生不仅表现为消费低增长，还表现为社保低水平。透支未来也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为透支环境、透支房价、透支人口。笔者在2011年就曾撰文指出，牺牲民生和透支未来的粗放发展方式以及作为其制度基础的“三大体制”正在把中国推向一场大危机。
　　不改革“三大体制”、延续粗放发展方式，避免危机的唯一办法就是让中国经济的增长率每年降低零点几个百分点。因此，正如去年解读中欧“全球经济发展排名榜”的文中所说，像三十多年前一样，中国摆脱发展困境的唯一出路是新一轮的重大改革，否则，必然在十年内沦为“低速起飞”经济体（人均GDP增长率低于5%），甚至可能在十年内沦为“非起飞”经济体（人均GDP增长率低于3%），换句话说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前苏联国家就是因为延续粗放发展方式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再因危机而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若不改革“三大体制”，改变粗放发展方式，企图用常规的所谓“微刺激”来维持7%~8%的增长率，其结果必然是把原来在五年内爆发的大危机推迟到十年内爆发。
　　一旦中国大危机爆发，并不会像十几年前韩国大危机的爆发那样，成为发展方式转变的契机。因为中国有当年韩国所没有的一系列问题：社会矛盾突出、贫富差距悬殊、腐 败蔓延、房地产泡沫、大批持有外国护照或绿卡的富人、“大到不能救”的经济总量，等等。所以，韩国式的危机在中国只有前苏联式的结局—因为危机而导致深陷“中等收入陷阱”。
显然，中国经济正在以巨大的惯性沿着粗放发展的轨道滑行，前面不是大衰落就是大危机，结局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放开独生子女政策迫在眉睫

　　现在的独生子女政策只有一步到位废除，才能够为全面深化改革争取足够的时间和创造足够的空间。                                                              

　　解决“三大体制”问题既需要时间设计改革方案，又需要空间实施改革方案。“微刺激”充其量是小剂量的“饮鸩止渴”，争取改革时间之得难抵其压缩改革空间之失。而现在的独生子女政策就相当于过去的人民公社制度，只有一步到位废除，才能够为全面深化改革争取足够的时间和创造足够的空间。
　　人口统计数据揭示了这样一条规律：单个子女在父母之前亡故的概率大约为10%。因此，一胎（独生子女）家庭有10%的概率会最终成为无子女家庭，两胎家庭则只有1%的概率会最终成为无子女家庭。中国现在有上亿独生子女家庭，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会有上千万“丧独家庭”，这既是家庭的悲剧，也是社会的负担。高风险家庭必然是高储蓄、低消费家庭，是“三大体制”之外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障碍。
　　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已经连续20年超过115%（2012年为117.7%，男孩比女孩多出133万），比正常水平高出约10个百分点，甚至高于男女地位总体上更不平等的印度。究其原因，主要是独生子女政策，特别是农村现行的针对第一胎为男孩的夫妻的独生子女政策。这意味着这一代人每10个男性就将有1个必须打光棍。根据粗略估算，无条件地全面放开二胎，大约能够纠正5个百分点的失衡，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就会低于印度。如果利用“儿女双全”的大众心理引导第一胎为男孩的夫妻第二胎生育女孩，效果将更为明显。
总而言之，中国过去为了发展而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是对的，它使得低收入的中国能够达到中等收入的日本和四小龙的储蓄率，进而让中国成为“早兴经济体”。现在为了发展而废除独生子女政策也是对的，因为它正在使中国成为“早衰经济体”。
　　废除独生子女政策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要条件，只有这样才能明显提高消费并扭转经济下行趋势，为全面深化改革争取时间和创造空间。合理的人力资本投资既是回报最高的投资，又是消费，一举两得地解决了投资效率低下和消费不足的难题。现在每年多出生五、六百万孩子，将来每年就少出现上百万丧独老人和上百万“光棍怒青”，这些都是非常明白的道理。
　　废除独生子女政策不等于废除计划生育，而是计划生育的升级转型。全面放开二胎，家庭就没有了造假的动机，计划生育部门省去了核查的麻烦，可以把精力集中于控制第三胎及以上的超生，纠正出生人口性别比，降低先天残疾率。特别重要的是，政府必须承担起帮扶数量必然快速增加的丧独老人的责任，当务之急是用社会抚养费建立丧独老人的补充医疗和养老保险。
　　真正的科学发展是以人为本的发展，是顺天应人的发展。“顺天”就是顺应客观规律，“应人”就是顺应人民意志。这是中国人民对新的三中全会的期待。中国2012年的Atlas人均GNI排名指数和PPP人均GNI排名指数前所未有地双双下降，为中国经济再一次敲响了警钟。不改革不行，改革的步子慢了、小了、错了还是不行，这就是今年的中欧“全球经济发展排名榜”带来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