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我在温州体改委当副主任。当时，想在温州成立企业，其实并不复杂，不像有些地方，比如华西村，你要办企业，吴仁宝不通过，你一点辙都没有。办厂在温州是潮流，家家户户都办。一个税务专员要管几百个家庭作坊，一天跑几家都跑不过来，政府根本没法约束。

　　历史选择某些人成为时代的先锋都有个时机。美国的比尔·盖茨、乔布斯，都是1955年出生的，在此之前不行，在此之后也不行；温州也是这样，比如南存辉是1984年办厂的，如果早一点，在1982年之前，越成功越会被搞掉。当年“八大王”被抓进去，就算再放出来，机会也不一样了，个人的观念也变了。“八大王”如今就胡金林混得还可以，现在柬埔寨发展。他当年是逃掉了，据说那时抓住是要枪毙的。

　　其实无论企业家还是地方官员，他们的作为固然和个人的改革意识有关，也离不开对当时环境的前瞻判断。他们当时的做法，并非敢于犯错误，而是上面的默许、暗示在起作用。与其说是“试错”，不如说是“试对”。

　　我1985年认识的南存辉，有件事情印象很深。当时还是他办求精开关厂阶段，南存辉和胡成中两人给我名片，都写着“求精开关厂厂长”。我问：“你们两个都是正厂长？”他们说“是”。我当时就觉得诧异，他们后来分开也是注定的。两个人都是“一把手”不现实。正泰跟德力西分开，奥康和红蜻蜓分开，森马和拜丽德分开，企业家的性格决定了他们要自己做主。温州人独立创业的意识特别强，要降服这种人为企业效力，真要有点本事。

　　温州企业也不乏合并的例子，比较典型的是报喜鸟。当初，三家初具规模的企业合并成报喜鸟集团，一跃成为温州最大的西服企业。刚合并时，原来的5个老板在集团内分任董事长、副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但后来发生了一些变化，5人在集团内部分别搞了西服、休闲装、鞋、房地产等，其实相当于又分开了。吴志泽运气好，除了整个公司归他管外，兼管房地产。房地产大环境好，利润可观，其它4家则惨淡经营，于是最终又合并在一起，其余4个大股东每人拿出3%股权转给吴志泽，股权再次集中在一个家族手里。

　　温州人和整个中国一样，合作精神是不够的。我们有许多成功的企业，但很少有国外那种两个人、几个人合作很好的情况。像微软的比尔·盖茨、保罗·艾伦，谷歌的佩奇、布林，百达翡丽是百达和翡丽。这在国外很普遍，在温州很罕见。

 　　温州企业还面临传承的问题。如今温州的年轻人不太愿意接实业的班。二代生活经历、教育背景与一代大不相同，他们有自己的兴趣，我觉得也没必要勉为其难，小企业大可收摊、交易。

　　但企业家也要有对家庭、对企业的责任感。前几天我去星际，陈时升的儿子开始也不愿意接班，但搞搞就适应了，现在也接了。在中国，民企最好还是能从下一代中选拔优秀人才。如果能形成家族股权和职业经理人结合的制度，当然有重大意义，但现在双方面都缺乏这样的条件。日新月异的高科技企业不适合家族化，但也有一些产业本身比较稳定，完全可以作为家族企业一直传承，像日本的粟津温泉饭店、西山温泉庆云馆，都有一千多年历史。

　　为什么温州大企业少？这和温州产业的性质有关。温州早年贫穷落后，最初进入市场的都是一无所有的年轻人。没资金、没厂房，甚至原材料都是废旧边角料。低起点下诞生的产业也相对低端。有些产业，哪怕你市场占有率已经非常高，可能也只是中等规模。温州选择的这些产业，总容量不大，集中度也不高，所以温州企业规模效益不明显。

　　受路径依赖影响，温州后来也没产生什么有名的互联网公司，基本还是传统的小商品制造。缺乏高新技术产业，这和企业家本身的教育背景也有关系。企业可以用专业人才，但哪怕企业家不直接操作，对高科技多少也要有些感觉。唯品会的沈亚，也是温州人。他父亲沈克成是个文人，很早就玩电脑，还搞了个“沈码”输入法。不过，沈亚是在广州发展，不在温州。

　　现在一天到晚搞“浙商回归”，但其实温州是个受资源约束比较严重的地方。温州工业用地费用高昂。当初德力西在上海青浦租地，一亩地1.5万，在温州，最便宜也要十几万。正泰在温州东一块、西一块加在一起不过300、400亩，上海松江一块地就1500亩。温州的优秀企业，出于人才、信息、土地方面的考量，很多都把重心迁出了温州。

　　温州产业的转型升级，除了受到自身的约束，体制的约束也很明显。越是转型升级，对现存垄断产业的依赖程度就越高。特别是金融垄断，对民营企业转型升级造成很大制约。

　　民营银行试点是个突破口，如今5家民营银行诞生的意义在于打破了垄断。尽管此前民间资本早就参股银行，但几乎没有意义。拿温州来说，所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基本上是私人的，但它的治理结构决定资本没有发言权，谁当行长完全上面说了算，你股份99.9%都没用。

　　只有纯粹的民营银行，且不是一两家做做样子，而是相对比较多的民营银行出现，才会形成一种市场规则。金融垄断是非常难打破的，只有打破金融垄断才能打破整个垄断，否则中国的改革是半途而废的，关键行业都没有市场化嘛。从长远来说，只有通过金融机构及一系列垄断机构的市场化，中国才能真正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

　　市场经济条件下当然也有种种问题，但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半市场、半计划的扭曲体制。民营企业发展的最大困境就是这个。包括温州2011年的民间借贷危机，它的制度根源就在于此。

　　要说很短时间见效，那不见得，民营银行的短期意义就在于制度转型。与之配套还有存贷款利率放开。现在贷款利率已经放开，按说放开后应该是降低贷款利率，实际却是上升，因为还没有形成竞争机制。

　　我也有个担忧，民营银行试点由两家公司联合发起，这种设置给未来的公司治理埋下了隐患。企业还是要有比较明确的一个最高领导人，温州之前的中瑞财团就是前车之鉴。我们温州这家民营银行，我不知最后叫什么名字，叫“正泰”最好，因为正泰规模、影响大一些，所占股份也多。

　　其实，我年初听到温州成立民营银行的消息时，说主要发起人是华峰集团的尤小平，股东有几个。后来突又变成每家民营银行都要两个发起人。但在中国，有哪家知名企业是两个人并驾齐驱的？

　　马津龙

　　1980年代以来，历任温州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温州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和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退居调研员直至退休以来，先后担任温州市经济学会会长、温州大学城市学院特聘教授、温州经济科教频道《财经会客厅》栏目主持人，以及多所大专院校的兼 职教授、多家公司和金融机构高级顾问或独立董事。

　　长期参与温州改革与发展的调查研究、方案设计和政策咨询工作，发表过大量论文和调研报告。多次应邀赴美国密歇根大学、芝加哥大学和日本神户大学、同志社大学等国外大学作有关温州改革与发展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