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民穷妨碍转型

　　什么能刺激中国经济向轻型化转型？鉴于工业产能已经过高，答案是私有化。决定继续将资源集中在政府手中，将弊大于利。

　　在改革之初的20年间，将全国资产集中在政府手中，符合一种良好发展的目标，实现了基础设施的建立与工业产能的扩张。如果当时已将国有资产私有化，中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迅速工业化进程中可能难以调配资源。最初“不进行私有化的市场化”方式获得了成功，政府值得赞扬。中国由此拥有了强大的基础设施，并成为了一个工业化经济体。

　　但是，这种工业先行、政府投资驱动、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一直放任自流。偏重于工业（而非服务业）破坏了中国的环境。这也一直是一种资源高度密集型的模式。中国已将出口市场从发达国家拓展到拉美、中东及非洲等地。但以往的这种成功，正限制着出口进一步增长的潜力。经济放缓，加之美国和全球经济中的保护主义日益抬头，使得出口增长不那么容易。为了进行经济转型，中国需要转向内需（而非出口）驱动的、以服务业（而非工业）为主导的增长模式。

　　什么能刺激这种转型？鉴于工业产能已经过高，答案是私有化。决定继续将资源集中在政府手中，将弊大于利。

　　（《中国富强呼唤私有化》，陈志武，8月13日英国《金融时报》）

　　国有经济对服务业的抑制，对高能耗与高污染重型工业的特别偏爱，不是今日中国才有的新鲜事。在最早实行国有制计划经济的苏联，经济结构就是如此。

　　为什么国有计划经济会偏爱重型工业，轻视服务业？这可从两个方面来解释。

　　首先是观念上的偏好。不管是苏联及其他东欧国家，还是中国，当初追求国有计划经济时，起点都是农业社会，都有追赶西方工业国家的强烈愿望。对于想要走出农业社会的人来说，吃、住、行的生存需要当然是经济发展的第一位目标，衡量经济活动的标准自然都以生产多少物质为准，因为提升物质生产能力是解决温饱需要的具体途径。相比之下，服务业本身不一定直接生产“东西”。

　　第二个决定国有经济产业结构的因素，是自上而下的经济决策架构。通过国有制把投资和消费决策都由政府官员掌控之后，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目标变成经济决策的主导因素，而不是市场的需求决定生产和投资。

　　（《以私有化推动经济转型》，陈志武，7月7日《财经》）

　　也有人会提到，东欧的私有化进程短期内令人失望。然而，它之所以遭遇困境，是因为这出现在前社会主义国家——它们此前毫无资本市场、共同基金及相关法律和监管结构方面的经验。中国在这些方面已有近20年的经验。中国的共同基金行业管理着逾1亿个账户。在操作方面，中国已做好了准备。

　　（《中国富强呼唤私有化》，陈志武，8月13日英国《金融时报》）

　　就目前关于土地制度讨论的问题，是先画了几个不可碰的“圈圈”：政治组织对农村的绝对领导、土地公有制、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不能合一，并且土地不可兼并转让。如果这4个“圈圈”不可碰，那么不要说找农村发展专家，即使叫上帝来给中国三农问题出主意，他也可能无能为力。

　　（《农地私有化的结果不会比现在糟》，陈志武，10月17日中国乡村发现网）

　　中国农村的根本问题却是“乡村社会的官权过剩，民间权力衰落”。导致这种局面又是由于两方面原因：不受制约的行政权力、所有财产(包括土地)公有。

　　有一点是显然的：在腐败盛行的社会里，规避腐败的首要方法是把腐败所能碰到的资源减到最小。换句话说，如果一个社会腐败盛行，同时你又把所有的资源和土地交给他们控制，那么没办法在世界上找到比这更糟糕的组合了。

　　在中国农村，现在掌握在官权手里的资源有两大块：第一，公有的土地；第二，他们不受约束的行政摊派、各类名目的税费权力以及行政审批权。只要这两块还不变，农民的鼻子只能被官权牵着走，“还权于民”和“以民为本”都不可能。

　　（《农地私有化的结果不会比现在糟》，陈志武，10月17日中国乡村发现网）

　　美国救市不是“再国有化”

　　美国救市这种因危机而接管金融机构的手段，是政府基于公众利益对私有制经济的补充，而不是对市场、对私有制的取代。

　　产权归属明确的私有制体系，不仅是社会最为基础性的激励机制，而且是社会良序、个人权利的基础，也最尊重人性。

　　当下，各国经济因美国金融危机而全面受挫，危机之下，从美国到英国、荷兰、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冰岛、匈牙利以及中东国家、拉美国家等，都在由政府接管银行、券商或保险公司的股权，要么全资国有，要么由国家实质性控股。于是，不少同仁开始怀疑自上世纪80年代开启的全球私有化改革：这是不是对过去 20余年私有化的反动，是不是“再国有化”的起点？

　　（《市场经济没有终结》，陈志武，11月17日《经济观察报》）

　　美国政府接管银行跟我们熟悉的国有制不是一回事，也就是说，今天美国和西欧国家由政府持股一些大银行，只是过渡性的危机处理手段，不是让政府通过银行发财或实现“共同富裕”之目标。

　　美国的救市或者由国家控股私人企业，有两个特点：其一，只是在危机出现并且其他补救方式都无效时，政府才出面，目的不是要由政府长期经营企业、银行，更不是与民争利，也不是通过政府经营来实现“均贫富”，只是为了解决危机，或者为了特殊的战时所需；其二，一旦危机过去，市场信心恢复并进入正常运行后，政府就从那些国家持股的银行、金融机构或企业中淡出，将股份转售给私人或私营企业。

　　|这种因危机所引起的国家持股，跟当年中国和苏联进行国有化的出发点完全不一样，不是由国家把民间力量从行业中挤掉，不是要将民间私有财产全面国有化，不是由国家来经营经济，而是在出现市场危机时为民间市场提供援助。也就是说，这种因危机而接管金融机构的手段，是政府基于公众利益对私有制经济的补充，而不是对市场、对私有制的取代。

　　（《市场经济没有终结》，陈志武，11月17日《经济观察报》）

　　去掉家庭债务后，美国家庭的净资产大约为58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美家庭可支配收入的6.9倍。这些私人财富等于给美国社会提供了一种对冲经济危机、对冲金融危机的缓冲器，当经济出现萧条时，从这财富“缓冲器”中取出一些即可让社会渡过难关，而在经济恢复增长时，资产的升值又可往这个“缓冲器”中补充一些新财富。

　　这就是为什么自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之后，美国虽然经历过多次金融危机和经济紧缩，但每次能以更健康的经济结构走出来。关键是在私有制之下生产性资产、土地财产都为私有，私人家庭就不仅能分享到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升值，而且在经济出现萧条时能依靠这种财富“缓冲器”渡过难关。

　　私有制给民间积累财富、拥有财产的权利，也等于给了每家建立并充实财富“缓冲器”的机会。

　　（《从美国次贷危机中学到什么》，陈志武，5月10日《21世纪经济报道》）

　　正因为中国太多的收入和资产财富掌握在政府手中，而不是将更多收入、更多资产由私人去消费、去投资，使跟民生贴近的服务业难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第三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从哪里来？

　　（《政府规模有多大》，陈志武，2月23日《经济观察报》）

　　私有化是财富增值的动力

　　在资产私有的制度之下，经济增长给民众带来的不只是劳动收入的增加，同时还会有资产财富增值，这两者合在一起，当然成为消费需求增长的强劲动力。

　　如果国有资产和土地都是私有的，内需和第三产业就更有动力增长，因为在88万亿元资产都是私有的情况下，今年8.8万亿元的资产性增值分到13亿人身上，每个公民今年的收入就会多6769元，三口之家的收入就多了20307元。这些资产性收入掌握在私人家庭手里之后，必然会转换成对消费品、对服务的需求，这不仅能减少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存度，而且可以给服务业带来大的需求。

　　所以，在资产私有的制度之下，经济增长给民众带来的不只是劳动收入的增加，同时还会有资产财富增值，这两者合在一起，当然成为消费需求增长的强劲动力。说到底，财富和资源掌握在谁的手里，对产业结构、对内需有着决定性作用。

　　（《以私有化推动经济转型》，陈志武，7月7日《财经》）

　　也可以将国有资产私有化应该把国资委体系掌握的国有资产一部分划拨给社保基金，剩下的跟国土资源部掌握的一些国有土地一起放到一个或几个大基金，然后把基金份额分给全国老百姓，每个公民得到同样多的基金股份，并允许个人自由交易这些基金股份，就像现在的股票基金可以交易一样。

　　我知道很多人会说，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当年不正是这样做的吗？这不是休克疗法吗？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第一，当时的休克疗法更多指的是政治制度改革和法制改革在先、经济改革在后的改革路径，而不是私有化基金的做法。第二，当时的俄罗斯还没有基金行业、也没有股票市场的运作经验，更没有配套的证券法律和法院。相比之下，中国的基金行业、股市规模、证券法律与监管架构都已有多年的发展和经验，不存在操作上的真空，基金交易和证券监管已有较强的基础，社会大众也有多年的股票和基金交易经验，因此，今天在中国做私有化基金在操作上不会有问题。

　　（《对改革路径的再思考》，陈志武，2月16日《经济观察报》）

　　联产承包制度的建立以及其成功恰恰说明一点：应该让农民个人的责任感尽量地发挥。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制度设计都要围绕这样的基本原则：农民自己比官员更会对自己负责，农民自己比官员更知道什么、以及怎样做，对自己、对后代更好。

　　照这一理念继续走下去，下一步只能是把土地产权分回到家庭个人，这才可彻底发挥出农民最自然的责任感。也可以让农民自愿、自发地形成以家族、宗族为基础的经济自助体，也可让他们自发“计划生育”等。如果没有土地产权私有，这些自发的行为都很难。相反地，以生育为例，现在的制度反倒变相鼓励多生。我所了解的农民，谁都比官僚们更负责任、更为自己的后代着想。

　　如果不通过土地私有等改革尽最大可能发挥农民自然的责任感，让个人的空间尽可能达到最大，那么农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事事靠国家，也只能事事怪国家。十全十美、让每个农民都好的方案是等不到的。不能因为几个不负责任的农民，就要求所有负责任的农民都付出代价。

　　（《农地私有化的结果不会比现在糟》，陈志武，10月17日中国乡村发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