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最大的鞋类出口商之一华坚，计划在埃塞俄比亚投资数百万美元扩建工厂，这一迹象表明，中国制造商正考虑把工厂搬到非洲，以享受优惠关税和较低的劳动力成本。而早在中国制造商转移工厂，世界各大HTH制造商就已有不少类似的举动。

　　2012年，阿迪达斯、耐克等国际知名HTH纷纷关闭在华制造企业，在华纺织服装业向越南、缅甸、柬埔寨、孟加拉国等国家转移。国内最大的代工厂也在印度尼西亚投资建厂。

　　同年12月，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表示，“出于技术考虑，打算把设在中国的部分产品生产线转移回美国国内”。在此之前，美国通用电气也宣布将部分生产线从墨西哥和中国迁回美国。美国制造业开始从海外“回流”了。

　　今年四月，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称，由于中国劳动力出现短缺、工资上涨，越来越多的外国资金转移到柬埔寨。珠宝公司蒂芙尼正在柬埔寨兴建一家钻石打磨工厂；日本的一些巨头制造商也开始在柬埔寨设厂，生产汽车配件、手机触屏等零部件；欧洲公司紧随他们之后，在柬埔寨生产舞鞋等等。

　　五月，FT报道称英国食品生产商Symington计划把面条生产从广州迁回利兹，这家生产“Ragu”意面酱和“GoldenWonder”桶面的制造商已经取消了在中国的合同。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珠三角地区工厂的工资水平每年都要上涨10%至20%。

　　媒体认为，外国公司蜂拥至柬埔寨都只有一个简单的原因：希望减少对中国工厂的严重依赖。“在中国的外国投资者面临的问题迅速增加。蓝领工人的工资飙升，另外由于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从去年开始劳动力开始萎缩，人口也面临老化问题。”

　　在平台化和模块化推动的全球化浪潮启动之际，中国恰逢其时地推动了经济改革，这是中国30多年经济奇迹的关键。1978年以来国家组织和制度变革逐步释放出来的廉价劳动力。特别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释放出的农村劳动力，中国企业根据这种劳动力特征所制定的流水线管理方式很快取得了竞争优势。

　　据统计，劳动力人口的增加，对1980年至2010年间人均GDP增长的贡献，约占四分之一。如今，这些企业正在逐步失去“人口红利”的竞争优势。与10年前相比，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明显弱化。德意志银行在研究报告中指出，从2001开始，以美元计算，中国工人的工资上涨了约200%。涨幅超过了泰国，接近于菲律宾。但生产率却是近几年中增长最慢的一年。 根据英国经济学人智库（EIU）的数据，中国的劳动力成本10多年来大幅增长近4倍，单位小时劳动成本由2000年的0.6美元增加至2011年的2.9美元，已相当于上海HTH定位公司泰国的1.5倍、菲律宾的2.5倍、印度尼西亚的3.5倍。以土地为代表的资源成本也出现大幅上涨，2011年末，全国主要监测城市地价总水平为3049元/平方米，是2005年末的2.4倍。

　　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05年，中国工人的薪酬以每年10%的速度上涨；2005年到2010年，增幅高达每年19%。中国政府近期更是定下了到2015年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13%以上的目标。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工人工资却上涨缓慢。在美国制造业领域，由于受经济危机的影响，自2005年以来，工人的实际工资甚至下降了2.2%。更有报告指出，到2015年，中国制造业的成本将能与美国齐平。全球钢铁行业的最新动态也表明，中国目前的钢铁生产成本已经接近于美国。

　　随着“人口红利”逐步消失，人民币升值所导致的部分产业成本优势丧失，是中国制造企业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在中国工资成本和生产成本继续上升态势下，东盟各国制造业的竞争力继续增强，国际资本也更多流向东南亚地区。根据《世界投资报告2012年》，2011年流入东南亚的外国直接投资为117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6%，而同期中国的增长率只有8%。 另人民币兑美元从2008年底以来约升值11％，推高以美元计算的劳工成本。尽管中国内陆仍有工资低廉的地区，但若考虑运输成本及业务便利性，迁往内陆也很难降低成本。2000年全球40%的耐克鞋产自中国，产自越南的只占13%，2009年双方产量各占36%，2010年越南取代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耐克鞋生产国。

　　不仅仅是劳动力工资直线上涨，如今的产业工人中，绝大多数是80后，90后，他们对制造业工作的热情不及他们的父辈。新生代的年轻人除了生存之外，更期待企业给予他们更多。在劳动力数量增长的放缓的同时，中国经济增长也恰恰出现减速。工厂主们面临的财务压力一直在上升。过去三年，工资水平一直在以每年两位数的速度攀升。更为强势的员工队伍还催生了劳资纠纷。

　　因此，眼下，“世界工厂”在中国日渐式微的呼声渐起：一方面，最低端的消费品的生产不断从中国转向生产要素成本更低的地区——东南亚、南美洲、甚至非洲；另一方面，一些附加值较高的产品，如汽车、电子产品、机械制造等行业也在中国面临着双重威胁——产能饱和或产能过剩。多年以来，中国依靠发达国家的巨大消费市场而发展以出口导向的制造业。但随着欧美近年来一系列的经济危机，出口市场开始萎缩，恢复增长的前景渺茫。

　　以往前几任“世界工厂”的发展历程，不管是英国、美国、日本，或是制造业曾经同样高度发达的中国香港、台湾地区，历史总是一次次重演：都经历了从强大的产能优势到结构调整过程。每一个兴起的“世界工厂”或许制造业兴起所依赖的因素各有不同，但最终导致自身制造业转移的原因不外乎各种要素成本的提高导致自身比较优势的削弱，现在轮到了中国。

　　制造业分析师认为，不仅是国际经济低迷的原因，中国制造业发展也面临着转型的挑战。“国内某些产业低成本的生产优势已经不复存在。要么创新，要么衰退。”经济学家孙明春在其一份关于亚洲经济的报告中提到有初步迹象表明，东南亚国家正在超越中国成为低成本制造业的主要产地，其发展势头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加快，中国则将在未来五至十年内失去“世界工厂”的地位。 报告指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从西方发达国家到东亚一直在进行产业转移。过去的十年里，越南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增长高于中国，而在过去两年里，柬埔寨的出口增长率也已超过中国。

　　对此，经济学家左小蕾表示，失去“世界工厂”地位对于中国而言其实是件好事情，而中国也应该顺应这一历史规律。如今低成本要素优势已失去，中国必须正视这些问题，进行结构调整，产生新的结构、新的比较优势。

　　每一次经济危上海vi设计公司机往往孕育着新一轮的重大科技革命，带来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制造业发展。中国制造业应该以危机为契机，融入全球新一轮产业革命，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升在下一轮增长中的竞争能力。中国在劳动力成本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必须找到一个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劳动力高成本趋势已不可逆转。

　　另一方面，有批评家认为，这种估计过于夸大。即便出现美国等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的现象，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仍然具有独特的优势。多位资深华尔街金融人士也在《华尔街传奇》国际高端系列论坛上表示，中国制造优势仍在，“世界工厂”地位不会被取代。其他发展中国家很难具备作为“世界工厂”的条件：一是难以有替代者承接如此大规模的转移。二是我国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正在成为经济竞争的新优势。

　　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先生声称，虽然中国的人力成本上升，资源成本上升。但美国的人力资源断层，中等技工不足，制造业回流美不可能。同时东南亚国家基础设施不完善，人力技能落后。而中国的人力技能素质提高，可能中国十年制造业无忧，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无人能撼动。中国经过多年的积累，在供应链资源整合上，已经拥有了优势。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工业组件供应链，且相对于人力成本更低廉的东南亚国家，中国的基础设施条件无疑要优越得多。

　　目前，有的中国企业也已经开始将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业务再外包给东南亚国家，以节省人力成本。供应链的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比如，它不仅需要充沛的原材料、零部件供给，后期的生产也需要机器与人工配合，此外还要有高效的配送网络及其维护体系。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制造业在供应链条的完整上，与中国相比还有一定的距离。

　　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中国也存在很大的进步空间。根据日本野村证券的数据，目前，中国的数字化设备比例只占28%，日本的这一数据则为83%。但是，中国的增长速度却远远超过相同发展阶段的日本。目前中国正在推进的自动化革命，将极大地提升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在市场接近性方面，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新兴经济体市场。因此也有分析认为，单就人力成本上涨这一因素而言，并不会促使更多的企业离开中国。

　　全球十大公关公司之一──安可顾问有限公司大中华区主席季瑞达认为，大概只有3-4％在中国的美国企业会搬回美国，中国有很多的优势，工作人群非常大，整个供应链非常好，很多美国公司会继续在中国运营生产。

　　历史经验及经济学理论都指出，中国失去“世界工厂”地位不但不是什么大难当头，更是历史发展及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然过程。失去“世界工厂”地位不仅是历史发展及市场经济比较优势效益理论使然的客观要求，也是决策层及产业界的主观愿望。

　　不管是哪一个时期的“世界工厂”或制造业发达地区都经历着同样的一个故事，发展、兴盛、衰退、转型。可以肯定的一点便是，“世界工厂”的每一次易位可能代表着制造业的衰退，但却不代表经济、社会的衰退，更可能是另一次飞速发展的到来。历史也为中国制造业指明了道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原有的制造业模式走到了转型的十字路口。实现经济从依赖廉价产品出口向依靠内需拉动的稳定增长方式转变。依靠科技创新、降低能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增加就业、提高经济效益、提升竞争能力，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制造业”，已成为国际社会所要求的趋势，也成为重要的竞争手段。

　　不过，从成功实现经济转型的国家的历史经验看，我们仍没有准备好。从低端制造业转向高端制造业，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从依靠工业产品出口转向以内部消费推动增长，从发展新型产业——文化产业、体育产业、工商服务业、法律服务与咨询业、营销、广告产业等，无一不要求深刻的政治、社会、司法、财政、体育、文化体制、分配体制等一系列的制度性改革。

　　一个以服务业为主导，创新型为增长动力的经济体依赖于一个高度法治，民主及廉洁的政府，以及信息高度透明、开放的社会环境。也正是因为如此，有人认为，十年制度性改革的严重滞后，根深的弊端已经成为严重阻碍中国经济转型及持续增长的绊脚石。中国经济的成功转型及重新找到可持续性增长的点金石在于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