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ietta DiChristina：科学美国人杂志的主编，我们今天参加的是70亿人口的挑战，这个是我们增长和发展主题的一部分。

　　我们今天有几位嘉宾：

　　我旁边的是王伯明先生，他是财经杂志的主编。

　　然后是Seth F.berkley；Luis A.Moreno，拉丁美洲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Shirley Ann Jackson，伦斯勒理工学院上海HTH策划公司的校长。

　　我们先问几位嘉宾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讨论了。

　　Shirley Ann Jackson，我想问您一下，因为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步骤解决水、能源，以及食品能源的需求。

　　Shirley Ann Jackson：谢谢，今天我们世界上有70亿的人口，其中一班人如我们所指出的生活在城市里，到2050年可能有90亿人口，那个时候大概是有四分之三的人口都会生活在城市，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每一周都在城市里会增加11亿或者13亿的人口。

　　如果这样的话就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才能养活这些人，淡水很重要，能源也很重要，需要有能源才能生产出淡水的供应，也需要很多的水，太多的水才能生产出足够的各种形式的能源。很显然需要有能源和水才能养活我们世界上的这些人，给他们提供食物。

　　但是我们也面临着机遇，有机会也有风险，这个机会就是我们可以利用城市的环境，把它作为一个新的事情的尝试点，我们可以组织一些新的方式，比如基础设施的新的方式，还有一些建筑等的新的方式，在城市里作试验，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学习一些新的方式更好的使用能源，其中包括更好的设计建筑，因为建筑使用的能源也非常多，我们需要思考废物的管理，用新的方式进行废物的管理。我们需要去考虑怎么使得这些是可持续的，而且怎么实现先进的生产和制造。

　　如果可以的话我们需要从更宽泛的角度考虑各种各样的脆弱性，我们怎么把科技和政策结合在一起，以及和经济发展的规划结合在一起来解决这些问题。谢谢。

　　Marietta DiChristina：提到和经济的发展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可以请Luis A.Moreno谈一下拉丁美洲国家在发展中遇到的挑战。

　　Luis A.Moreno：我觉得Shirley Ann Jackson已经给我们讨论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调，因为我们现在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存在，我们看到很多的幻灯片，这些都展示出技术使的我们这个世界在很多方面获得了发展，但是与此同时也在我们面前提出了很多挑战，我们现在必须学会怎么应对这些挑战，你提到了城市化的进程。

　　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最高程度的地区是拉丁美洲国家，有一些地方大概75%—80%的人生活在城市里。非常有意思的悖论是超大型的城市，拉丁美洲有四个这样的大型城市，人口是非常大的，他们有非常多的问题。如果你仔细的思考，这些城市他们的增长率和中等规模的城市增长率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觉得这对于国内来讲，这两方面的悖论需要考虑。

　　如果你不考虑这些小城市的话，其实这些小城市正是你有可能实现可持续性的很好的地方，比如交通运输方面的可持续性，比如有一些国家的城市可能不到100万的人口，他们可以以非常高的速度建立起可持续的交通运输的系统或者是公共交通的系统。

　　与此同时，我们在思考城市规划的时候，城市规划的方式是至关重要的，这是中国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我们知道中国5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地区。

　　印度大概70%的比例，拉丁美洲过去在这方面做的不好，为什么？因为人们进入城市他们觉得能找到更好的工作，但并没有找到更好的工作，所以，就产生了城市的贫困，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才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要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就业机会，还有创业者。

　　很大的问题就是怎么去部署更多的能源，而且是可持续的能源。在这里比如像水，水的可获得性的问题，我们需要很多的能源才能供应水或者有供水的管道，以及我们为这些服务付费的方式也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目前所摆的挑战。

　　当然，今后几年的时间里它会带来一些颠覆性的影响，这也正是我们面前所摆的大的挑战之一，技术可以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教育也是会成为我们不管采取什么方式的一个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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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ietta DiChristina：王先生，我们刚才提到中国在能源领域的经验，相信您在这方面也有见解想发表。

　　王伯明：是的，70亿人口的挑战中国就有13亿，我不知道可能在今后几年的时间里大概会有80亿人口的挑战，90亿人口的挑战，但是我们人口逐渐增加所带来的问题它带来了极大的压力，给能源供应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所以，我主要的讲能源的问题。

　　目前对中国来讲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单位的人均能源消费合日本、日本、美国相比是非常高的。中国GDP能源的消费可能是日本的三倍，德国的六倍，可能是美国的两倍。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GDP的规模只是美国的一半，我们现在也是处于工业化的早期，我们的人均收入大概是五千美元，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13亿人口如果他们人均的收入上升到比如说三万美元的话，这就会给能源的供应带来很大的压力。所以，对于中国来讲一个紧迫的任务就是要改善能效，这就包含了要把我们经济增长的模式进行转变。

　　我觉得其实问题的一部分就在于中国是世界的工厂，在这方面做的太多了，每个公司都在中国生产产品，我们必须要能够去推动我们服务业的发展。现在60%到70%的经济都是重工业，所以，我们需要发展服务业。这也就是为什么和其他的国家相比，中国的能耗非常的高，因为重工业所占的比例太高了。所以，我们就需要提高中国的服务业所占的比例，降低重工业所占的比例。

　　如果中国能够提高效率，比如当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三万美元的时候，大概是十几年之后，那个时候我们还能保持和现在的能耗水平相当，即使是我们达到了日本的人均收入，也能保持目前的能耗水平。现在世界上有绝大多数的人口是在发展中国家，大概50亿、60亿是在发展中国家，如果他们能实现现代化，他们的收入都能达到三万美元的话，我简直想不到能有什么样的方法去应对这个能源需求的问题。

　　Marietta DiChristina：谢谢。Seth F.berkley博士，管理人口增长的挑战我们就需要看一下能够导致人口上下浮动的问题，婴幼儿的死亡率带来了什么影响？

　　Seth F.berkley：我们考虑60年代的时候，发展中国家每一个妇女可能有六个孩子，2002年每个妇女可能有三个孩子，这之间的变化是她们知道自己生下来的孩子能活下去，以前孩子无法生存下去，孩子的死亡率很高，所以，会有大家庭，正是这个因素使得我们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我们刚才也听到如果以后我们达到90亿人口，2050年到90亿人口的话，可能95亿，这可能还不是高峰，2100年可能100亿的人口，这两者的区别是以前不是每个人都有节育的方法，有一些人口他们不能得到节育的服务，所以，我们思考问题可能有更多的比70亿还多的人口，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健康，我们有这么多人口，我们需要考虑预防疾病的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慢性病的预防在中国就很重要，现在80%疾病的负担就是慢性病的负担，当然我们还没有能够完成这方面的一些研究。

　　还有是怎么应对抽烟的问题，还有糖尿病的问题，还有结核的问题，这个世界随着科技的发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疫苗，我的领域是治疗传染病的，主要针对孩子的，现在我们甚至还有针对癌症的疫苗，中国10%—12%的人口以前会有乙肝，可以实现母婴传播的，这个孩子会在生命的晚期得肝癌。所以，我们开始努力使人口得到疫苗，和中国政府合作，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今天只有不到1%的人口能把乙肝传播给孩子，以后肝癌就会消除，这只是针对肝炎的，以后还会有其他的疫苗，这就是利用科技来进行预防，这个对于人口的健康非常的重要。

　　Marietta DiChristina：能够为70亿人找到机会非常重要，您觉得这种机会能够给到70亿人吗？

　　嘉宾：事实上不仅是70亿人口，而是70亿乘以1，我们必须要发展这70亿人，而且发展他们的个性，我们有这样的想法，也就是在整体的层面上我们并不知道在个人的层面上每个人的想法是怎么样的，过去人们的理想对于很多人来说，理想就是表达自己，得到倾听，他们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现在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媒体的社会中，自己的理想，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声音能被大家所听到，这是我们关注的。我们需要表达，需要和其他人联系起来，所以，这70亿人有数十亿人是被遗忘的人，他们只是一个数字而已，而现在这70亿中的每一个人无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欠发达国家他们都有自己的声音需要发表。

　　最震撼的一个故事是在达夫尔，援助的发放是通过手机来进行的，你可能会问自己，在达夫尔手机怎么运作呢？实际上对于女性来说手机非常重要，因为她们需要和家人进行联系，而且希望能够为他们提供食物。他们所进行的选择并不是最基本的食物，而是选择通讯。通过手机进行食物的发放。所以，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就是要给这70亿人发展他们能力的机会，能够实现他们的理想，能够把他们都包容在社会的增长当中，这非常重要。

　　Marietta DiChristina：谢谢。第一轮中Shirley Ann Jackson给我们介绍了开放的环境如何为70亿人带来机会，我们也听到城市化快速的发展，在拉美的快速发展和大城市的快速发展，王先生也讲过增长的因素来自于中国，中国增长的引擎需要继续运行下去，我们如何能够把疫苗发放给需要的人们，能够使死亡率下降，母婴的传播降低，这是第一轮讨论的结果。

　　我希望进一步探讨一些其他的想法，我们知道人口结构最近发生了一些变化，很多人都是生活在城市当中，因为城市能给我们提供很多HTH定位公司的机会，我们如何从城市中获得最好的生活，避免城市生活带来的负面的效果呢？请每个人都讲一讲。

　　来宾：我想评论一下，最重要的是能够产生谢东作用，在中国有很多人，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发生的变化也非常大，过去自行车非常多，现在自行车几乎消失了，自行车消失了，自行车带来的锻炼也消失了，交通堵塞，污染越来越严重，环境成为人们关心的问题。我听到一些政策的讨论，是不是应该迫使人们最好是使用自行车，很多城市都在做这样艰难的选择，希望自行车能够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因为它涉及到人们的健康，涉及到交通的结果，还涉及到环境保护的结果，也许骑自行车避开车更好。

　　Shirley Ann Jackson：我想从两个视角讲这个问题，政策制定者如何制定政策，我们所生产出来的最好的能源就是没有被使用的能源，我们希望找到新的生产能源的方式，涉及建筑的方式，希望能够得到创新，希望能够节能，从技术的设计方面可以实现简单的目标。我们并不是在思考这个建筑如何抗风，我们现在在思考如何用建筑来捕获风，产生能源，让风通过这个建筑，使用风电的发动机能够把风变成电能，用这个电能来为整个大楼的供电系统供电。

　　我们在是用新的材料，这些材料是跨不同的学科的，而且我们希望能够把空气当中的湿气变成水，供我们使用，也可以用在空调系统中，空调系统也要花费很多的电费。

　　在城市的规划中我们需要把这些技术整合在一起发挥协同作用，我们希望一方面建立激励的机制。另一方面，我们希望能够制定相关的政策，包括监管的政策或者其他的政策，能够鼓励这些技术的使用，能够朝着一个好的方向推动这些技术的使用。

　　在每个人的发言中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点，大家可能意识到这一点关于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如果我们想要进行城市交通系统的建立，通讯系统也非常的关键，我们希望能够把人行道向适当的方向进行引导，包括交通流向适当的方向进行引导，所有这些都需要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如果我们想要进入一个大的城市环境当中，可以进行药品的分销或者其他产品的分销，要监测这些物质的移动或者是监测传染源的移动，我们也需要信息和通讯的技术监测这些传染源的移动。

　　连接性使得人们能够更多的沟通，更多的发现合作的机会。

　　嘉宾：比如你生活在一个发达国家，突然之间你面临很远地方劳动的竞争，比如你们公司的员工和千里之外的一个人在竞争同样的一个工作岗位，并不是分配的问题，是创造的问题，我们创作更多的财富才能保证分配的更多，我们需要带来更多的机会，创造更多的机会，仅仅更加平等的分配是不够的，我们要更多的创造。

　　对于没有在体系中享受到的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的结果，我们在西方面临很高的失业率，美国别没有债务的问题，我们需要合作，在合作的环境下才能讲到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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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rley Ann企业HTH设计 Jackson：我们还没有讲到创作，只讲到分配。

　　嘉宾：因为我是负责教育工程师的。我觉得我所讲的创造就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创造那些体面的设备。

　　Shirley Ann Jackson：我们说的都是一些美好的愿望，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创造和创造力非常关键，因为我们需要新的计划方式，新的基础设施，以及新的方法制造物品，我们需要新的生产方式，新的方法来建造我们的诊断设备，我们需要新的医疗体系，所有这些新的东西都需要进行投资，这是非常关键的。

　　如果我们想进步，想创造机会我们必须创造出新的东西来。我们不能随机的进行刺激，我们的刺激政策和投资政策能够带来更大的生产效率，能够带来更多的机会，这是我们所讲的。

　　我想探讨另外一个话题，

　　Luis A.Moreno：这涉及到更多的计划，不仅是城市的计划，而且需要投资，需要投资一些基础设施非常关键，同时考虑可持续的发展问题，但是我们认为将来我们看到更多的解决方案是在地方的层面出来，然后在国家层面进行推广，在整个联邦层面进行推广，这是我们经常没有理解的地方，就是革 命来自于底层。

　　来宾：我们需要新的物品，同时需要新的合作伙伴关系，我们想到科技的时候，很多投资在科技方面都是关注北方所面临的问题，比如农业，很多人都在讲基因的排序，很多科学家需要和农民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这样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在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农业方面的投资，带来的回报，开始使用当地的解决方案来解决当地的问题，在食品方面我们必须能够使更多的人获得更多的营养，西方的国家也非常关注这一点，我觉得西方和东方之间应该建立更多的合作伙伴关系。

　　王伯明：我再评论一点，对中国来说，中央政府负责规划，但是现在中国缺乏个人的积极性。公私合营伙伴关系，在中国我们没有看到这种关系，中国的作用非常大，看不到太多民间的举措，我觉得中国现在就需要在这方面进一步的发展，需要能够更好地动员私营部门的行动，因为实际上在市场上有大量的民间资本，这些资本并没有被动员起来，没有被调动起来。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是有很大的潜力的，如果政府和私营部门能够进行合作，进行协作的话就能解决很多问题。

　　Marietta DiChristina：我们如果需要新的合作伙伴关系，我们需要新的互相沟通的方法，如何把这些放在同一个地方，能够结合在一起呢？

　　嘉宾：我不觉得看到有任何一个人有能力制作一个总体的规划，不是那样的，我觉得会发生的是70亿人口，相当于有70亿个声音，在地方的层面上其实能够发挥很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现在我们并没有能充分的进行发掘。十年前可能没有这么大的力量，但是今天是有的，它会是一个好的力量，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我们有的时候首先在这里做事，然后再那里做事，这种以后不可以了，因为现在创新是无所不在的，同时发生在很多的地方。从我们行业的角度来讲也是如此。

　　我们以前是在西方进行创新，然后推向市场，但是今天不是这样的，在所有各地都进行创新。所以，有地方化是很重要的。

　　还有我们可以充分发掘潜力的就是能够在不同学科之间的协作，我们都留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以后不行了。如果你在教育方面，你可能还需要和其他的部门进行合作。

　　Shirley Ann Jackson：我也想发表一点意见，人们几年前曾经使用一种术语就是地方和全球，他们把这个结合在一起，全球化地方化结合在一起，刚才这两位先生提到这种结合，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相对来讲是在地方的层面，因此地方层面可以进行很多尝试，可以进行很多创新，但是这种解决方案我们可以利用现在的网络，以及协作的机会，可以利用更多的人才，更多的聪明智慧，但是更多的创新会是在局部，会在地方发生的。

　　根据这个定义，我们如果真正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得到多部门，以及多学科的视角，我是负责管理大学的，我们教育学生在单一的学科里进行教育，但是我们需要教会他们如何进行多学科的合作，让他们能够和其他国家其他大学的一些团队，甚至其他公司的团队进行协作来解决自己范围内的一些问题，是他们所面对的一些问题，而不是我们所面对的一些问题，这样我们就能够极大的受益于了解一下当地的需要是什么样的。

　　但是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是集人们的智慧于一体来解决问题，我并不是特别天真觉得好像会进入像阿凡达那样的世界，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在找到解决方案的时候携起手来。

　　Marietta DiChristina：能不能更多的讲一下新的一些工具，有什么新的工具来提出这些解决方案？我们希望听一下关于这些工具具体的例子。

　　来宾：非常有意思，你是管理大学，而且是世界著名的大学，如果思考一下20年前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物理上是在一个机构里，学院也是本地化的，但是今天有信息技术我们就可以跨学科，跨国，跨问题进行多方面的沟通，我怀疑现在大学、学院，甚至中学他们不会像过去那样思考自己是本地性的。

　　刚才你讲到竞争对有一些人是带来坏处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思考在这个新的环境里怎么合作，怎么从文化的角度保持敏感度，同时我们需要怎么解决一些疾病方面的问题，我们知道疾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几百年前疾病是本地化的，但是今天可能你晚餐在内罗毕，早餐在欧洲，所以，病毒是会移动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当地解决方案，关于当地解决方案全球的一种对话，但是我们必须按照网络性的携起手来。

　　Shirley Ann Jackson：当我们教育我们的学生的时候，我们说他们必须展示出三点，一个是他们必须要有多文化的了解，一般他们进入我们大门的时候可能就有了，因为来自不同的。第二有智力的敏捷度，不是在不同的领域里都有专长，而是和不同领域的人进行合作。第三部分有全球的视角，要理解这些东西之间的相互关系。你问了一下我们可以使用什么样的工具，我们有能力去收集数据，来自不同地方的大量的数据都可以收集，这是其他人发展出来，以及我们发展出的一些工具，我们可以把分散来源的无结构的无序的机构组织起来，我们也可以开发出更好的分析性的工具，去看一下有什么样的数据里出现了什么新兴的现象和模式。

　　我们有一个基于因特网的协作的工具，也有视频方面的工具，这些工具都是人们现在所用的。其实这些工具是无所不在的，这个事情是正在发生的。非常有意思，事实上我曾经是政府的一个官员，是人们非常担心的一个领域的政府官员，是核能，我曾经是美国核情报委员会的主席，所以，我并不是把世界看的那么美好，但是我是一个科学家，所以，我们就必须以解决方案为导向的。在我们讨论中，不管相不相信，我觉得其实我们讲的最终还是解决方案，这就是为什么我对我们这样的讨论感到非常激动和振奋。

　　Luis A.Moreno：我要讲的是刚才讲到世界上最重要的一种发展，不能只是把中国的解决方案转到拉丁美洲或者用到亚洲的其他地方，不是这么简单，现在你必须由当地的风格，当地的特色在里面，如果没有这样，企业会遇到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已经遇到了很大的颠覆的力量，这种颠覆的力量还会继续，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不同的消费者出现，我们看到人们的需求不一样，而且新兴的国家有大量中产阶级的出现，所以，这方面合作伙伴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人们对于和地方政府怎么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和国家政府建立起合作伙伴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在很多领域都发生了变化，尤其在一些我们说必须很快找到解决方案的领域，一个是食品，一个是慢性病，我们过去认为慢性病是区域化的问题，现在已经不再是这样了，还有肥胖、癌症，尤其是女性的疾病，所有的都是很快的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解决他们的问题不可能是一站式的方式，我们必须以不同的方法对他们进行规划和构造。

　　嘉宾：没有一个方式是适合所有国家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个世界越来越复杂，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单一的模式会和其他国家的模式是一样的。你的工作和你以前的工作就会越来越重要。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解决方案，而是可负担的起的解决方案，你不能等价格下来再买吧？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完全互联的社会。从我们行业来讲我们有很好的技术，除非它是负担得起的才会有用，而且这种可负担得起不能是从上面来界定，也不能从最底层界定，大概是接近最底层收入的那个角度来界定。所以，不仅仅是实体方面，政策方面我们需要一些可负担得起的解决方案，而且大规模的提供这些解决方案。我们现在已经时间不多了。

　　Shirley Ann Jackson：我觉得奇绝于我们怎么区教育我们的清人，人们说现在是节俭的创新，这个跟你刚才讲的比较呼应，这是非常重要的，你有公司，有一些公司它能够生产很大的机床，在西方他们有一定的成本，但是他们生产的机械可以以不同的成本来生产，都可以发挥作用，都可以运作的非常良好。所以，我们需要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人，让他们更多的思考真正奏效的解决方案。

　　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需要使用一些协作的工具，明智的使用协作工具能够使我们解决这些问题。你可能会问一个问题，让人们在哪里做这些事情呢？可能不是在一个具体单一的地点，但是我们需要提出一些以地方为重点的一些方案，但是在提出解决方案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广泛的人才，也就是说利用整个世界的大的人才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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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ietta DiChristina：我相信刚才我们这些嘉宾所做的这些评论可能大家有问题，我们这里有麦克风，大家有问题首先介绍自己，然后可以做评论或者提出问题。

　　提问：我来自印度，我有一个理念方面的问题，我同意今天大家讲的这些理念，但是从概念的角度来讲非常的有意思，我们越多的讨论全球化，我们越多的讲人们在全世界都面临类似的一些问题，我们越多的去讲有很多的问题是跨国界的，我们就越多的希望在当地的层面上解决问题，这是同时发生的两个趋势，非常的有意思。

　　我们在因特网的世界方面看到了这方面，我们也在印度、中国都看到了这些趋势，我也非常同意你们所做的评论，过去十年时间里，很多国家GDP的增长都是由于移动行业的发展来增加，又额外增长了0.5%，现在是1%。从2009年开始，至少从那之后由GDP增长额外的1%是和因特网或者IT技术是有关的，这是一个当地的发展吗？还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我们现在到底在讲本地化还是在讲全球化？

　　现在在技术方面所发生的可能是全球方面的，但是所遇到的问题可能是当地的问题，所以，越来越多的我们需要以地方为重点的一些全球性的解决方案。

　　来宾：我非常喜欢刚才你阐述这个问题的方式，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以及需要有共同的解决方案，如果我们看一下医疗行业，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新的技术，比如说可以治疗艾 滋病的技术，公司降低了治疗HIV的费用，工程师降低了60%到70%的成本，这是因为规模的扩大，以及流程的改善，西方也是在这样做，我们希望价格能够进一步下降，使更多的人获得这些服务和差别。由于印度的工程师他们希望能够满足更多人口的需求，能够降低价格，而且关注更多甲兵的发展路径，这是共同的解决方案，是我们将来所能够看到的，最主要是的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局部的需求。

　　王伯明：刚才你讲到过很多的问题产生，很多问题似乎是局部的问题，但似乎并不是局部的问题，局部的问题事实上是国际性的问题，反映了国际性问题的存在。这里的关键点就在于70亿人，在一个拥有70亿人的世界上，有10亿人是较为富有的，而60亿人想要赶上来，这60亿人想要赶上来的过程中，他们会消耗大量能源，消耗大量的食物，会带来环境的问题。表面上是局部的问题，但实际上是全局的问题，需要我们有全局的解决方案，在国际社会上通过地区性的合作伙伴关系和国际的合作伙伴关系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认真的思考，进行认真的研究，才能够应对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都是很难解决的，并不是很容易消除的。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70亿的挑战。

　　Luis A.Moreno：我想补充一点非常的关键，是的，我们更加互联互通了，但是我们还有很多的鸿沟需要填补，这些鸿沟主要是带宽的鸿沟，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带宽比较窄，我们看到如果贷款增加1%的接入率它会带来3%的生产效率的提升，这是非常大的影响，我们需要在拉美国家增加贷款，我想拉美国家的情况和其他国家完全不同，增加带宽非常关键，有更多的互联互通，更多更容易的网络接入就会带来更多的出口和贸易，我们必须能够部署更多的基础设施能够增强连接性。

　　Shirley Ann Jackson：这些问题是局部的问题，是当地的问题，这是因为有很多的插曲，不同国家、地区之间有很多的插曲，每个人的需求在不同的地方是不一样的，但这不意味着一些解决方案必须是局部的，不能是全球的，比如疫苗的问题就可以是一个全球性的解决方案。

　　建立一个公私合营伙伴关系可以把疫苗提供给更多的人，这些疫苗是来自于研究的结果，然后向全世界进行发放。如何以低成本的方式能够使需要的人获得这些疫苗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我们知道疾病会广泛的传播，具有成本效益的去污染的方法非常重要。比如我们需要对水源进行清洁，这些问题可能在局部的层面上反映出来，但是解决方案可以在全球的框架下产生，我们有很多局部性的问题，有很多全球性的解决方案，最重要的是他们要相互合作，并且能够在全球层面上提供一个很大的解决方案的池，能够使大家从这个池中取得解决方案非常关键。成本效益非常关键，因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更严重，这是因为贫富的差距。

　　再看一下发展中国家的医疗体系和美国不同，如果我们想要进一步的把这种医疗体系能够使个人享用的话，我们必须考虑它的成本，考虑不同的治疗方式，它所带来的成本，并且要应对慢性病带来的影响。我并不想让大家思考那些只有局部性解决方案的问题。

　　嘉宾：美国的医疗体系在美国的争议也非常多，我们下来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刚才这位说的非常对。我们在全球化的同时在实现局部化或者本地化，对我们来说一个疫苗平均开发的时间是30天，我们有70亿人，10亿人是富有的，60亿人相对的贫穷，是有很多想法的人，他们不会永远呆在这个层次上，他们会发展，会进步，所以，我们要给这些人提供上升的机会。

　　Marietta DiChristina：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在这个讨论中你们觉得对你们最有启发的是什么，如果你们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的话，你想改变哪一点？

　　王伯明：很难回答的一个问题，70亿人的挑战，因为这个数字太大了，我来讨论之前，我还没有意识到慢性病的也是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在这个日程当中，我们看到能源，看到环境和食品方面的内容，除了这些问题之外，我们还有很多的问题要解决，包括慢性病的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可以供我们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首先要识别我们的问题在哪里，然后逐渐的应对这些问题，没有一个伟大的方案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对于每一个问题我们必须找到具体的对策，这也并不是一个很容易的过程。

　　来宾：我最害怕而且最感兴趣的一个事情就是我和很多人召开会议以后，他们集中在一起能够带来很大的变化，这是可怕的也是令人兴奋的事情，我们要把本地和全球结合起来。最终如果我们想解决时代所面临的大的问题，我们必须把不同的行业结合在一起，并且把不同地方的经验结合在一起，我们70亿人必须具有HTH形象设计创造力，而且把这些有创意的人结合在一起进行各种各样的合作伙伴关系这是最重要的。

　　50年前世界上都是相互隔离的，现在我们的世界更加关注创造力与合作伙伴关系，这是令人 我们兴奋的事情。

　　嘉宾：对我来说今天我们听到最有意思的问题是我们并没有讨论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我们都需要同样的解决方案，我觉得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开眼界的答案。

　　当你提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合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这是我们应该共同关注的一个立场。

　　Luis A.Moreno：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当遇到问题的时候要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我们要了解这个挑战的性质，在解决任何挑战之前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挑战是什么，而且也需要合作伙伴关系，我们所有的人要进行合作，而并不是进行对抗。

　　Shirley Ann Jackson：对我来说最有意思的一点是70亿人乘以1这个概念，我们关注的是每一个个人，有很多的个人，我们需要平衡，把人们的想法和人们的需求进行平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我们的国家发展之后，我们都能够获益，我们都应该思考这个国家新的发展方式是怎么样的，才能使我们获益。我们相信科技发展的作用，但是科技并不是唯一的能够发挥作用的因素，我非常喜欢“共同创造”这个词。

　　Marietta DiChristina：谢谢，我觉得我们的讨论非常有趣，我希望记住这些内容，所以，我做了很多笔记。我们讲到过很多面的问题需要协同作用，我们经常会听到发言人的这种说法，虽然有一些大，但这些解决方案必须能满足当地的需求和当地关注的事情，我们必须找到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建立的方式，公私合作伙伴关系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另外，我并不是说两个国家之间相互敌对，我们所有的人应该共同找到解决方案。我们必须更好地了解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找到新的理解的方式，并且要面对整体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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